任遠芳講述父親任弼時的情感故事
紀念任弼時110周年誕辰
作者：葉介甫
任弼時（1904-1950），原名任培國，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組織家，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對待事業和工作，任弼時始終恪守“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由於長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在北京逝世，終年46歲。
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時110周年誕辰紀念日。懷著崇敬的心情，筆者采訪了任弼時的小女兒任遠芳，她向我講述了父親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情感故事。
被大家譽為“黨內的母親”
父親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堅定地維護黨的團結，反對輕易搞“路線鬥爭”，從不偏聽偏信，傾力抵製各種“左”、右傾錯誤，因而挽救和保護了許多革命同誌。他在處理問題上周到細致，情係民眾疾苦，待同誌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設身處地為他們考慮各方麵的問題，所以很多人遇到問題都願意來找他解決，並親切地稱他為“黨內的母親”。
1933年1月，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根據地後，進一步推行其錯誤政策，以“否定過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黨內大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先在福建批“羅明路線”，接著在江西整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父親當時雖然也執行了這些極“左”政策，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例如，當時在敵後萬（安）泰（和）邊境地區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人“揭發”為“AB團”總部負責人。有個領導人決意要逮捕張愛萍，並把材料送給了父親。父親並不相信這一口供，因為他熟悉張愛萍的曆史。張愛萍在上海做過秘密工作，曾幾次被捕，以後又到紅軍工作，負過傷，後來又負責青年工作，這不是一個“AB團”分子能做到的。因此，父親提出對於這樣的重大案件，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這個時期的工作中來找根據。經過詳細的調查了解，結果證明父親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了防止肅反擴大化，他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後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尤其“不得隨意亂抓人，亂殺人，要建立嚴格的審批製度”。這一指示，無疑是對當時的“左”傾錯誤的一次嚴肅抵製。可是不久，臨時中央認為他“貫徹政策不力”，將他排擠出了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層。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的職務，派他去湘贛邊區擔任省委書記。
父親到達湘贛邊區省委所在單禾川鎮以後，最為當地幹部所稱讚的，就是他同一些執行“左”傾錯誤政策的領導人作鬥爭，將許多黨的好同誌從肅反擴大化的迫害下及時解救出來。當時，邊區省委在代理書記陳洪時（湘贛紅軍長征後叛變）、副書記劉士傑（長征中叛變）的把持下，利用改組省委的機會，打擊和迫害原省委書記王首道、原省蘇維埃主席袁德生、原省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等許多領導幹部。父親到任時，袁德生已被殺害；王首道被攻擊為“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多次受到大會鬥爭，已被撤銷了一切職務；張啟龍被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判了兩個月徒刑，隨時可能被殺。受他們迫害的還有其他許多同誌。父親非常反對這種做法。在省委會議上，他強調指出：在肅反中不能隨便抓人，更不能亂殺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證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準。根據他的意見，省委作出了相應的決定，並成立了裁判部。他還堅決抵製了陳、劉兩人提出要在軍隊中肅反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以後，張啟龍被釋放，受到陳、劉誣陷的張子意也被保護下來，曾一度受排斥的張平化、王恩茂、曾滌等人，也重新安排了工作。許多被解救出來的同誌在回憶這段曆史時，都十分感激，說：“我們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時同誌救了我們！”
在長征途中，父親同張國燾的錯誤領導進行堅決鬥爭，對於被張國燾迫害的幹部，他更是關懷備至，想方設法把他們解救出來。廖承誌在回憶自己這一段經曆時曾說：“那時我是張國燾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張國燾的牢的同誌，還有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誌。我們是被分開了的，我則被押解著跟著隊伍向滬霍前進，誰也不敢和我打一個招呼。我也不願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為一打招呼就會連累別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和任弼時同誌會合了。那是在一個草地的小坡上。我遠遠看見張國燾和一個身材不高、臉孔瘦削、長著小胡子的人在談話。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時同誌。我們隊伍正從他們麵前通過。弼時同誌遠遠看見我走近了，他笑著站起來，走向我這邊，和我握手。他笑著問：‘你是廖承誌嗎？我就是任弼時。’我那個時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張國燾也很狼狽，他裝起笑臉虎似的笑臉，用他那種怪腔怪調問弼時同誌：‘怎麼，你認識他嗎？’弼時同誌笑著說：‘老早認得。’其實弼時同誌和我那時並不認得。然後，弼時同誌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請你告訴我。’這之後，我到了滬霍。我、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複了局部的自由。”
1938年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父親發現並解決了幾名同誌受宗派主義幹部路線打擊的問題。他和周恩來一起，為沉冤6載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鬱平反，並讓被“掛”了3年的原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部長吉合（張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師哲順利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陳鬱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6月來到共產國際管轄的蘇聯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學習，其間還擔任過學生部的黨支部書記。蘇聯“清黨”、“肅托”結束後，陳鬱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並被放逐到伏爾加格勒拖拉機廠做工。整整5年，陳鬱被排斥在黨組織之外。為此，陳鬱寫了12封申訴信。1938年10月，父親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9年初，他的秘書師哲與共產國際東方處處長馬爾特維諾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檔案材料，從中發現了陳鬱的多次申訴，才知道陳鬱的情況。父親看了對陳鬱的處分決定後，認為理由站不住腳，當即報告了共產國際幹部部，並把陳鬱請到莫斯科，聽取了他本人的申訴，讓他等候共產國際的批複。1939年11月，周恩來與鄧穎超來到莫斯科，聽了父親的彙報後，一麵決定要陳鬱辦好離廠手續，到共產國際招待所來；一麵親自與共產國際監委一起處理陳鬱的問題。共產國際監委在研究陳鬱的全部材料後，取消了1933年給他的“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恢複其組織關係，並請中共代表團送其回國工作。1940年2月25日，陳鬱隨同周恩來、任弼時、鄧穎超、蔡暢、陳琮英等一起回國。後來，陳鬱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如若不是弼時，我恐怕早就死在異國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誌都稱弼時同誌是‘黨內的媽媽’，我認為，對於這個光榮稱號，他是當之無愧的。”
1943年3月，黨中央決定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但是，當時直接負責這項工作的康生，卻背離黨的思想路線，違背黨的幹部政策，主觀地要各機關各單位提出幾個人作為突破點，並隨心所欲地圈定了陝甘寧邊區200人的名單，給這些人戴上特務、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間，全部關了起來；接著又在中央機關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這樣一來，把審幹變成了肅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連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黨的七大代表也成了受懷疑的對象。
父親了解這些情況後，堅決反對這樣做。他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毛澤東。但康生仍繼續搞擴大化，又提出了所謂“搶救失足者”，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了很多人。康生為了證明他的方法“正確”，還以欺騙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讓他們編造假口供，進行假坦白，然後給大家作報告，再讓他們上主席台，並給他們戴大紅花，樹立所謂“徹底坦白的典型”。
父親發現這些情況後，又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他說：“即使真有其事，用這種形式也是錯誤的。”他特別不同意任意懷疑七大代表。為此，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多次研究，認為應當堅決糾正在審幹中出現的擴大化的錯誤。1943年，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提出了“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九條方針，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的政策，從而，使整風運動走上健康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