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氣候大會新博弈
19世紀末，科學家首次提出人類排放溫室氣體的活動長期積累下去將會造成全球氣溫上升。此後，美國化學家查爾斯·基林用40年的觀測證實，人類正在把億年來沉積在地下的有機碳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返還到大氣層中去。
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分析和研究聚焦於溫室氣體排放問題。1988年成為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最熱年份，直接導致了美國參議院對氣候問題舉行聽證。
為了給全球決策者們提供充分、準確的關於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並對氣候變化成因、其潛在環境和社會經濟影響以及可能的對策等進行客觀評估，1988年11月，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它最初彙集了全世界130多個國家2500多名科學家開展全球氣候變化科學評估活動，分別於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完成了四次全球氣候變化科學評估報告，報告中關於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引起全球氣候變暖的結論一次比一次肯定，呼籲各國采取措施盡快行動，以削減溫室氣體排放。
今年9月，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發布，其將人類活動引發氣候變暖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比第四次報告的評估提高了5%，它進一步確認了氣候變化的事實以及人類活動與氣候變化的關係。
但是，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報告對特定結論的信心往往依據於持此觀點模式、文獻和專家的數量多寡，還不能完全依據客觀的證據數量，不能避免“真理可能在少數人手裏”的情況。這考驗著人類麵對“不確定性”的智慧。
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開始於1992年6月舉辦的第一次地球峰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簽署，該公約於1994年3月生效，是目前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架構。
1995年起，締約方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就公約的具體實施等問題進行談判。回望過去的18次談判，最顯著的成果莫過於1997年在日本簽訂的《京都議定書》，它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文件，明確地規定了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減排數量和期限。
然而，《京都議定書》所探索的減排模式在實踐中遭遇了難題。
為了達到一個確定的限製升溫目標，將需要減排的溫室氣體數量以配額的形式分配給各個國家，在歐盟的實驗中獲得了一定範圍的成功。但是，由於排放空間與各國發展權密切相關，這樣的方式現階段難以在更大範圍內推廣。為了探索出新的行動方式，人類需要在2015年簽訂一份新協議，決定在2020年《京都議定書》到期以後，將以怎樣的方式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即將舉行的華沙氣候大會就是新協議的起點。人類將如何麵對現實的欲望與未來存在的不確定性？對此，華沙氣候大會將作出怎樣的回應？值得觀察。（文/溫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