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路有多長
現實中國
作者：於忠寧
近兩年，教育領域的最熱詞非“異地高考”莫屬。它承載了數千萬流動家庭對教育公平的夢想。我國有2億多流動人口，這些離開故鄉的人，他們勇敢地往有前途有機會的地方走，尋找著適合自己的居留之所。而他們最終立足的“第二故鄉”，在接受著他們奉獻的同時，有沒有足夠的胸懷包容他們，他們的孩子能不能在這裏享受平等高考的權利？
1000多萬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這是教育公平的應有之義。義務教育階段與戶籍學生享受同等權利，在近幾年有了實質性的進展，這固然令人振奮。但是隨後問題凸顯：這些孩子的升學通道何在？與戶籍掛鉤的高招政策讓他們在流入地沒有一張高考考桌，隻能像候鳥一樣回原籍考試。
當異地高考這個現實問題被推到國人麵前時，人們發現，破冰之旅充滿了艱難曲折。這是一項高度敏感的綜合改革，既要統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迫切訴求，又必須充分考慮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的承載能力與現實可能。官方的萬般考量，民間不同利益群體的激烈對話，顯示著異地高考要真正落實，尚麵臨著複雜的考驗。
一 回不去的故鄉
“這幾年熱盼孩子能在北京有一張高考的書桌，沒想到還是一場空。故鄉回不去了，在哪兒都是異鄉。”陳坪林是一家出版社的文藝圖書編輯，做出讓兒子轉學回老家溫州讀書的決定後，他一個人去了一家小飯館喝悶酒，醉意蒙矓間，環顧四周，都是扭曲了的臉，仿佛聽到遠處飄來一波波的喧嘩聲，他兀自立在彼岸。
他的兒子陳意帆，怎麼看都是純正的北京“土著”。他從3歲起在這座城市生活了11年，是北京國安隊和金隅隊的鐵杆球迷，說話喜歡帶京腔，回老家做客時自我介紹從來都是“我是北京人”，就連上初中也是趕上了2010年海澱區第一年實行不分戶籍統一電腦派位，收到了離家比較近的一所區重點中學的入學通知書。在學校經過選拔參加全市的英語口語大賽，在運動場上恣意飛奔。除了戶口本上的籍貫，一切看起來和北京孩子沒什麼兩樣，孩子順利升入初中，陳坪林開始暢想北京的高考政策也會隨之鬆動，兒子能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在北京擁有一張高考的書桌。
陳坪林的這種信心很大一部分源自北京取消小升初對戶籍的限製。當時，麵對外地家長要求孩子享受小升初同城待遇的要求，海澱區教委曾提出“教育資源不均衡”、“一旦海澱放開政策會有大量流動人口湧入”的擔憂。當時有家長激動地表示，“國家教育資源不均衡是長期形成的‘果’，不能拿這個當成‘因’，不給我們的孩子提供學位。”
這幾年北京隨遷子女數量創新高。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秋季開學，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約有47.8萬人，創曆史新高。目前在公辦學校就讀的隨遷子女約33.9萬人，占總數的70%。今年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比2010年同期增長了4.4萬人，比2000年同期增長了39.3萬人。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隨遷子女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北京市堅持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學校為主”的方針。
“有了義務教育階段的艱難破冰，高考這個壁壘也不是堅不可摧。”不少外地家長如是說。
從去年兩會教育部部長承諾解決異地高考問題起，在被戶籍的陰霾籠罩了12年後，希望開始降臨在陳意帆的生活裏。陳坪林期待兒子一路陽光燦爛，沒有烏雲的籠罩。在北京有50萬左右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外地家長，恐怕不少人和陳坪林一樣有這樣的期待，異地高考這個多少年來“夠不著的月亮”，一下子與他們拉近了距離。
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發出“意見”，要求教育部、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安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充分認識做好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的重要性，因地製宜製定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具體政策統籌，做好隨遷子女和流入地學生的升學考試工作，一切都有了改變的可能。人們開始期待地方政府教育機構的實施細則。
“那麼大一塊堅冰，開始有了道道裂縫，很快就要在我們眼前破裂了。”陳坪林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那一天，這種激動的心情洋溢在很多家庭中。
當時看到國務院“意見”時，正在家裏溫習功課的陳意帆打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電話，和五六位好友分享自己的喜悅，高興得聲音都有些發抖。對於在北京高考的意義，陳意帆並沒有多麼深刻的認識，對於這位14歲的大男孩來說，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不用回浙江溫州老家讀高中，他不懂那裏的方言，每回回老家如同到異鄉漂泊。
從戶口來看，陳坪林一家屬於浙江溫州的一座縣城，軟糯的鄉音、有著斑駁白牆的祠堂、半夜依然燈火通明的小吃攤上熱氣騰騰的餛飩，一切構成陳坪林品味鄉愁時豐富的意象。
而對於陳意帆而言，故鄉是一個他一兩年偶爾會回去“做客”的地方。在他的記憶裏，老家隻是過年回去時麵對的各種冷盤、熱盤海鮮，飯菜寡淡的滋味讓他吃幾天就會無比想念北京豐富的肉食。奶奶是一位麵容慈祥的操著方言的白發陌生老人，沒有堂兄堂妹當“翻譯”的場合，他隻會禮貌拘謹地對著老人笑笑，彼此隻能借助手勢進行簡單的交流。這種交流僅限於奶奶撫摸他的頭，比劃一下“長高了”，摸一下臉表示長胖了。而當被問及真正的家鄉在哪裏的時候，他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北京”。
陳意帆對北京熟悉極了，因為這是他記憶裏一直呆的地方。“地鐵、公交線路，我都爛熟於心啦，去首鋼籃球館看金隅隊比賽，去工體給國安隊加油，冬天去什刹海學打冰球，我都能一個人去。”他在百度的國安吧有個賬號，頻頻發帖讓他的經驗值也漲到了11級，每天堅持簽到、看完比賽發帖跟帖，是陳意帆最喜歡的網上娛樂。
然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國安吧這個他曾經喜歡的充滿溫馨的地方，因為活躍著不少北京球迷對於異地高考的反對帖子，讓這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一下子沉默了許多。“那麼多北京人都反對我們在這裏參加高考，讓我們回老家去，好多不是理性討論，充斥著謾罵和侮辱性語言，我有些受不了。”這些帖子的發言者，不少是陳意帆熟悉的id，他們曾經有過爭執，關於比賽陣型的安排是否合理，裁判判罰是否公正，語言有時候激烈了點，粗糙了點，不過不管年齡差異，言語雅馴或是粗俗，大家在網上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國安球迷。
如今，因為異地高考的話題，除了這個標簽，他們有了分裂，京籍與非京籍，似乎涇渭分明。“你和媽媽都在努力工作，我也在努力學習，我們還參加好多公益活動，可是為什麼好多人說我在這裏擠占了北京的資源？”陳意帆不解地問爸爸，自詡為博學多識的陳坪林一時語塞。
陳坪林是一個溫和的人，麵對異地高考的爭議之聲，他更多時候是個旁觀者，不過內心卻篤定兒子會趕上在北京參加高考的“好時光”。按照單位非京籍同事以往的做法，到孩子上初二最晚初三，都要聯係老家的學校，讓孩子回老家讀高中、參加高考。“現在不一樣了，異地高考呼聲一年比一年高，兩會代表提案，國務院出台‘意見’，勢必這一兩年內解決。不管準入門檻多麼高，社保、房子、穩定工作、孩子上學年限，我們的條件都符合，不用為這些方麵擔心。理解大家怕擠占北京教育資源的擔憂，但是大勢所趨，這個改革的步子肯定要跨出去，可能會有兩三年的緩衝時間，不過我孩子還在上初中，應該來得及趕上高考破除戶籍壁壘的時間表。”陳坪林一家如此樂觀、從容地等待著年底的政策落地。
到了2012年年底，北京市“異地高考”方案公布，“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可在京參加中職考試錄取、高職考試錄取以及開放大學、網絡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試錄取”。盡管想到了北京準入門檻會比其他絕大部分省份要高，讓外地家長沒有料到的是，這座城市僅僅開放了職校的大門。“這麼多人在推，高考這扇大門隻推開一道小小的縫隙”，陳坪林形容從希望的頂端跌落的滋味，身體綿軟無力，內心苦澀窒息。
盡管可以在北京借讀、甚至到時候借考，但是北京和浙江迥異的教材、試卷，讓陳坪林不敢冒這個險。進入2013年以來，他還是趕緊回溫州，多方托人給兒子聯係學校，談妥了讚助費的金額，等著兒子讀完初中就讓他回去念高中。“我對這個政策有意見，但是我改變不了它，就不能用孩子的前途去賭政策。”陳坪林無奈地講道。
陳意帆是個懂事的孩子，他沒有執拗地央求父母，等著在北京找所高中借讀，盡管想到回去麵臨陌生的環境，陌生的同學，他還是像男子漢一樣坦然地接受父母的決定，“我還會考回北京的，到時候找工作解決戶口，成為真正的北京人。”
學校組織距離中考100天的勵誌活動，班主任每天念叨著考試時間。在座位上坐著，陳意帆卻感覺這一切陌生而遙遠，所有的聲音模糊、喧囂，就像前幾年他發著燒回老家過年的感覺，不適應的潮冷，聽不懂的語言在耳邊飄蕩，自己仿佛與外麵隔著，伸出手什麼也抓不住。
“也許該好好學習家鄉話了。”陳意帆在微博中寫道。
陳意帆身後是一個龐大的隨遷子女人群。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上看，推動異地高考是邁出機會公平的重要一步。畢竟，因為橫亙在這些孩子麵前的高考過程中的戶籍製度約束，讓他們候鳥一樣往返於現居地與原籍，除了課業改變帶來的不適應，更麵臨著親情的割裂，分離的痛給孩子的心靈埋下了陰影。
據北京教育考試院透露，2013年北京高考報名人數72736人，比去年減少700餘人，北京高考考生數量連續幾年持續下跌。不過，北京高考考生數量的漲跌，與非京籍考生無關。對於北京，他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他們的高考是“年年歲歲花相似”的故事。這似乎是一個老話題，重複、毫無新意，北京的異地高考方案也沒有掀起多少浪花。
記者眼前的朱宏，一派一絲不苟的職場打扮，卻難掩一臉的疲憊倦色。他剛剛回寧夏老家一趟。女兒去年高考成績不理想，隻能上二本線，選擇了複讀，最近壓力大，鬧情緒，他隻能放下手頭的工作，打飛的去安撫女兒。
朱宏的孩子在北京讀到高三，由於沒有戶口，前年隻能回戶籍所在地寧夏報名。為了防止高考移民，寧夏對戶籍在本地，學籍在外地的學生高考作了嚴格規定。朱宏給記者一條一條地細細講述：第一趟要回去領取注冊材料，然後回北京請學校蓋章；第二趟回去遞交蓋好章的表格；第三趟報名；第四趟現場采集信息，領取報名號、學籍號，提交報名信息；第五趟信息確認；第六趟體檢；最後一步是明年4月份領取準考證。信息確認隻有這一步不需要學生本人在場，“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們至少要折騰六趟。”
回憶當時的奔波勞頓，朱宏無奈地苦笑，“為了不耽誤工作和孩子學習，我們每回都坐飛機，一個來回至少三千元，完成報名得兩萬元；經濟上的損失還是次要的，重點是孩子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間，我的工作受到影響；而對孩子心理、情緒上的影響更是無法估量，我都不忍心看她失望、疲憊的神色。他不理解為什麼不能在北京高考，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朱宏是某大型能源管理公司部門主管，來北京將近十年，是2003年第一批拿到北京“綠卡”的一員。當時北京“綠卡”的出現曾博得外地在京工作人員的一片喝彩，在買車、買房、參加保險等方麵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並且3年後還有機會落戶北京，孩子在京入托、入中小學就讀，免收借讀管理費。拿到“綠卡”，他感覺自己的打拚終於可以讓一家人在北京有一席之地，於是把孩子接到身邊，從五年級讀起。
3年後，朱宏沒有等來期盼中的戶口，隻是續簽了“綠卡”。孩子讀書成績特別好，初中就讀彙文中學，因為中考成績優異，盡管是借讀生，還是被一所市重點高中錄取。
朱宏坦言，盡管當時沒有戶口，但他根本沒有把孩子送回老家讀高中的想法：老家沒人照顧，孩子家鄉話都不會說；再說，在那所高中讀書的機會難以讓人舍棄；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社會會進步，再過不久就算拿不到戶口，孩子初中、高中都在北京讀書，在這裏高考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是，等到孩子讀到高三時，朱宏不僅沒有拿到渴盼的北京戶口，孩子還得回寧夏參加高考。朱宏一家籠罩在巨大的失望情緒中，“我曾經期待一個北京戶口，後來又期待孩子的一個在京高考權，結果都落空了。”
回到老家後，朱宏一向成績優異的女兒，去年高考成績並不盡如人意，隻能上北京二本批次的院校，而女兒北京的好友基本都考上了重點大學。朱宏沒有責怪孩子，隻是後悔沒有早點把女兒送回去讀高中。自尊心強的女兒選擇了複讀，不管怎樣，還是要考到北京來。
盡管異地高考與自己的家庭已經無關，朱宏還是在密切關注著異地高考的進展。在他看來，“我的孩子趕不上新政策，雖然非常遺憾，但對中國教育製度來說，這條艱難的路已經邁出一大步，意義非凡。”
二 異鄉人的呐喊：給孩子一張考桌
2012年3月，出席全國兩會的教育部部長袁貴仁麵對異地高考的呼聲，承諾異地高考方 案將在10個月內出台。這是官方第一次就方案出台給出明確時間表。這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預示著異地高考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破冰之旅艱難展開。
在此之前，教育部對於是否放開異地高考的表態，一年多來難以捉摸，語焉不詳，或可彰顯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
其實，早在2010年12月啟動的國家教改試點中，異地高考就赫然在列。盡管進行試點的地區是山東、湖南、重慶三地，這幾地利益糾葛並不複雜，也避開了京滬粵這幾個改革難地，但畢竟，與戶籍掛鉤的高考已經撕開了一道口子。正因如此，2011年的全國兩會上，異地高考成為空前熱門的話題，多個代表委員提出相關提案議案。袁貴仁部長首次表態，“隨遷子女如何參加高考很快將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強調研。”
然而，此後針對這一問題，官方層麵基本上進入到政策靜默期，再沒有釋放出任何信號。
2012年年初，教育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教育部2012工作要點》。其中明確提出：“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將常住人口全部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全部納入財政保障範圍。研究製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
官方在這兩年間為了製定穩妥、盡量讓各方滿意的異地高考方案，一直在不停地調研，作著各種努力。與此同時，這兩年間，也是進城務工家長與學者為推動異地高考奔走呼籲最頻繁的階段。
這批為孩子高考權利呐喊的家長，職場身份是私營企業主、會計、律師、醫生、小攤販……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特征：權利意識充分覺醒。改革開放後最早奔往城市的遷徙者，訴求相對簡單，戶籍割裂在他們心中是天經地義的存在，自覺無權要求更多。如今，隨著全球化的開放，社會的發展，在異鄉紮根的遷徙者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他們的權利意識開始覺醒，爭取與第二故鄉“相看兩不厭”。他們不再滿足簡單的福利待遇，更看重城市新公民的身份，要求擁有跟所居住地相同的市民待遇，同稅同權，孩子擁有教育的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
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曾經遭遇種種困境，或者被公辦學校一口拒絕，或者一路交著讚助費、頂著借讀生的名字。最近幾年，在政府及社會的努力下，義務教育階段基本做到了不分戶籍，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教育。隨後，義務教育後升學問題凸顯，要求異地高考的呼聲漸高。
這其中，北上廣三個人口流入集中地，同時也是優質教育資源聚集的重點地區，要解決異地高考尤為複雜，牽涉麵也更廣。
以北京為例，有700多萬非京籍人口，占1900萬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的35.9%，僅接受義務教育的隨遷子女就有近50萬人。最早呼籲要求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聲音，就發自北京。
這一群體是在北京工作和居住多年的外來人口，他們生活和收入穩定，和原籍的聯係幾乎切斷，局限在次數有限的回鄉探親。他們就是北京的新公民，除了缺少一紙戶口。他們呼籲教育公平的聲音逐年高漲，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異地高考進入官方的改革議題。
從2010年下半年起，來自安徽的張鈞最認真做的一件事就是四處征集簽名，尋求對“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支持，到教育部和北京教委信訪辦遞交材料。在爭取子女在京高考權的外地家長中，他是走在最前麵、呼聲最強烈的一批人中的骨幹力量。
1995年，張鈞前往北京創業，第二年，兒子在北京出生。如今，憑著18年的打拚，他不僅在北京買了房和車，還經營著一家公司。他的兒子，從幼兒園、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北京上學。可以說，張鈞一家已經把根紮在北京，“我不願意也不可能把兒子送回戶籍地當留守兒童。”為此，他和一群有著類似遭遇的家長上下求索。
2010年7月開始，張鈞和另外幾名外地家長約定在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去走訪教育部及北京市教委，推動異地高考的政策啟動。此後的兩年多時間內，這個群體逐漸壯大，他們堅持著這項類似西西弗斯的舉動，期待不要讓孩子離開的催促聲在耳邊響起。
一開始，張鈞們並沒有抱著樂觀態度，不知道這幾個人的聲音能傳遞多遠。後來，越來越多相似命運的家長走到一起，他們逐漸確信自己並不孤單，做這件事的意義也不局限於自己一家一戶。
前幾個月的活動中，等待他們的隻有官方的沉默，一度讓人懷疑這樣的付出是否有意義。2011年1月北京市“兩會”前，家長們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籲書及萬人簽名冊。北京“兩會”期間，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聯名遞交了關於“合理解決非北京戶籍居民的子女參加北京地區中考和高考”的提案。這是一個小小的進步，讓張鈞們看到，一個群體的希望在這個群體自身身上。在這種放開信號的鼓勵下，他們以進一步的行動作為回應。同年10月29日，部分非京籍隨遷子女家長邀請學者、媒體，發布了由他們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方案建議應“依據學籍和父母經常居住地等標準來認定高考報名資格”。
“我們爭取教育公平的道路比較漫長，可能需要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不是一次要達到目的，不過爭取讓每次行動多些影響力，讓每次簽名增加一些分量，我們可以等。”一位家長如是說。
當2012年的一天，任華雲在地鐵站被一位家長禮貌地邀請其簽名支持異地高考時，正滿肚子委屈的任華雲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顧不上回家做飯，拉著這位家長說了半天話。
女兒上小學三年級時，就跟隨父母到了北京。初二那年，因為沒有北京戶籍不能在京參加高考，在班主任好心勸說下，任華雲把女兒送回了湖南老家。對於女兒來說，她戶口本上的戶籍所在地是一個陌生的地方，“老家”是父母的“老家”，是祖父母居住的地方，和自己沒有太大關聯。
任華雲的公婆都已年邁，且住在鄉下，給女兒聯係的學校在城區，無法就近照顧。為了幫女兒度過最初的適應階段，任華雲狠狠心，又是送禮又是托關係，在單位辦了停薪留職，開始了給女兒陪讀的生活。
任華雲母女的新生活並不順利，女兒先是水土不服生病了近一個月。教材的差異、陌生的學習環境又影響了女兒的情緒，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女兒在班級僅名列中遊。單位這邊催任華雲，再不回來恐怕要被開除，女兒哭著要媽媽帶她回家，無奈之下，任華雲又把女兒接回北京，打算等高二時再把孩子送回去，到時候女兒長大了兩歲，自理能力和適應能力都能強些。
2012年4月的那天晚上，任華雲又一次跟已經讀高一的女兒說起打算暑假過去送她回老家的事，女兒沒有像往常一樣跟她強嘴，隻是默默地流淚，任華雲心裏像插了把刀子，一夜無眠。就在第二天傍晚，在四惠地鐵站，她和請她簽名的家長從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通，她毫不猶豫地留下自己的聯係方式，並且也加入誌願者行動中來。
在此後差不多每個月最後一個周四的上午，她和丈夫都會早早起床，先是坐公交車，然後轉乘地鐵，耗時兩個多小時，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門口爭取女兒在京高考的權利。任華雲一家推翻原來決定，讓女兒在北京繼續讀書，期待新政策落地。
2012年是家長誌願者們活動力度最大的一年。2月23日，500多名家長在教育部信訪辦要求與部長袁貴仁直接對話，為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後基本一月一次，其間他們還多次邀請專家開展研討。截至2012年6月，1000多天裏，他們征集了10萬多個支持者的簽名。
從2011年袁貴仁部長表態正在調研隨遷子女異地高考方案，到2012年兩會上給出明確時間表，事態的發展比較樂觀，實現異地高考似乎隻差了臨門一腳。
2012年7月5日，有媒體報道稱，教育部有關領導對異地高考問題表態，稱方案“已經國務院批準，將適時發布”。
家長們開始翹首以盼，然而，這條振奮的消息並沒有持續多久即遭否定。7月26日，家長們按照每月“慣例”去教育部問詢發布時間時，教育部信訪辦工作人員卻稱，媒體報道的“已經國務院批準，將適時發布”是誤讀，正解為“一經國務院同意，將適時發布”。“已經”變為“一經”，原本明確的信息又成了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拖延。
異地高考方案究竟能不能出台，又在何時落地，充滿了懸念。8月份，國務院出台了“意見”，又給原本失望的家長以希冀。
有的家長下了賭注。2012年暑假過後，孩子上高三了，還遲遲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樂觀地等著北京異地高考方案出台，孩子能在2013年在北京參加高考。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參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報名時間。盡管《北京市2013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報名通知》規定考生“須具有本市正式戶口”，然而，許多非京籍考生竟然在網上報名係統中報名成功。 但很快，夢想破滅。北京教育考試院迅速回應稱：網報之後還需進行資格確認，未經確認的考生報名無效。其實，早在10月底，北京市教委網站最下麵的高考報名答問中，就告知一名谘詢政策的外地家長，“沒有政策出台，盡快回原籍考試，以免耽誤孩子。”
民間與官方的互動充滿曲折和試探，而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也在進行著無法透明化的博弈，改革充滿艱難、阻力。作為個體的家長最明確的隻有一點：孩子等不起。
於是，任華雲還是在今年年初把女兒送回了老家讀書，孩子噙著淚充滿不舍，在火車站任華雲硬著心腸沒有回頭。張鈞則讓兒子轉入了北京實驗中學高二國際班，準備退路——出國留學。麵對龐大的經濟負擔，他咬咬牙說，拚了，下班晚點，工作加量，沒辦法，這是一個父親應該承擔的責任。
呼籲高考取消戶籍限製的，除了以北京地區外來人員為代表的家長群體之外，還有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專家學者。相比處於弱勢的家長，他們的言行往往能獲得媒體及社會的更多關注。這些學者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知名學者陳丹青、法學家郭道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清華大學副教授晉軍、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鬥等，這其中以張千帆參與程度最深、關注時間最長。
張千帆從2011年初接觸家長群體，幾乎參與了每一次的研討會，並一直以專家學者身份為這個群體護航。他認為在中國目前的製度現狀下，知識分子應該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充當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橋梁，用憲法和法律的語言將民眾的訴求傳達給政府，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和體製改革。
他重點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高考改革。兩年間，他先後幾次聯合其他學者“上書”國務院，提請審查並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戶籍限製，並及時出台有效的解決方案。2011年10月，15位學者聯名提請國務院和教育部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戶籍限製；2012年10月8日，30位專家學者向國務院遞交“異地高考”建議方案，提出以隨遷子女就學年限作為認定“異地高考”資格的主要條件。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資格認定，應當和隨遷子女就學年限基本接軌，不應顯著高於隨遷子女的就學年限要求。《方案》強調，“異地高考”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保護隨遷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權，有關資格認定也應該緊緊圍繞隨遷子女在當地考試和錄取的需要，而不是其父母的工作性質、收入、住房等非直接相關條件。對進城務工人員資格認定的目的，不是對其子女享受平等教育機會設置額外障礙，而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子女是“隨遷子女”而非“高考移民”。
“社會進步不可能通過疾風驟雨式的革命完成，隻能一步一個腳印地通過個案推動。這並非出於無奈，因為社會進步的本質就是通過一個個具體事件實現的製度進步。”張千帆認為，知識分子不應不語，而要用個人的良知承擔起社會的責任。他希冀通過推動異地高考來進一步推動教育公平。
三 “鄉愁”與“權利”之爭，誰動了誰的利益
2億多龐大的流動人群中，大部分人往東部發達地區傾斜，這些城市新公民獲得了自身的成長，城市也因開放和包容完成了財富積累。但是，為數眾多的新公民由於不能真正“落地生根”，產生了納稅與權利不對等之惑。如在教育方麵，外來者隻能在教育資源的末端尋找機會。城市的資源迅速集中也逐漸趨現負麵效應，其承載能力受到挑戰，人口、資源和發展遭遇現實危機，本地人萌生鄉愁，深覺自身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福利逐漸被稀釋。當外來者要求被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平等對待的權利，碰到了當地戶籍人口維護自身生存空間、尋找迷失的家園的“鄉愁”時，他們注定會產生衝突，不可能在同一個概念和層麵上對話。這種衝突的本質是地區發展不均衡、資源不均衡所致，卻難以紓解。而高考設限所引發的兩個群體的割裂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