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區域主義興起與區域治理範式轉變
城市理論前沿
作者：吳瑞堅
摘要：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以來，以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載體，大都市區治理成為區域治理的主題內容，在這一背景下，以歐美為代表的國家在區域治理的理論和實踐上先後經曆了“區域主義”、“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區域主義”三個階段，經過多年的實踐，“新區域主義”無論是在“區域”概念、還是在運作機製上都顯示出其相對於其他理論的成熟性與優越性。基於“新區域主義”對於區域政府間的協調功能，從理論溯源、理論內涵、與“區域主義”的比較以及其在西方國家大都市區政府間的協調實踐等方麵，對“新區域主義”理論做出簡要述評。
關鍵詞：新區域主義；區域主義；範式轉變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12-04（4）
早在1938年，社會學家Howard W.Odum和Harry Estill就曾用“新區域主義”來描述當時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區域化的發展現象。[1]隨著二戰的結束，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帶動的各種國家間多邊協議的簽訂，“新區域主義”開始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開始走向國際政治學、區域經濟學、城市發展等多個學術層麵的理論研究，所以目前學界對“新區域主義”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範疇界定。但從區域發展的視野來看，“新區域主義”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興理論，其對城市發展中的城市群規劃，尤其是對區域發展過程中的政府間協調機製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啟發。
1 “新區域主義”的溯源
“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源自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舊區域主義（Regionalism）”浪潮，“舊區域主義（Regionalism）”產生的背景是20世紀初期歐洲工業化迅速推進過程中城市內部出現了顯性的環境惡化、人口膨脹以及隱性的生活質量下降等城市問題。針對這一問題，以社會生態學家蓋迪斯（P.Geddes）和規劃學家芒福德（L. M umford）為代表的學者主張城鄉均衡、分散發展，而被稱為生態學派的區域主義。但區域主義真正出現發展演化則是在二戰後期，尤其是瓦爾納（Viner，1950）關稅同盟理論的引入，其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理論和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理論大大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此區域主義開始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核心理論之一。
進入20世紀60-70年代後，區域主義無論是在理論的內涵和實踐的外延上都出現了極大的拓展，表現為：“一方麵，從權力結構、社會動力機製、區域治理模式等視角，研究和解決不同類型區域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問題；另一方麵，區域主義通常被用來分析社會凝聚力（共同繼承的民族、族群、語言、宗教、文化、曆史、意識等）、經濟凝聚力（貿易模式、經濟執行程度）、政治凝聚力（體製形態、意識形態）以及組織凝聚力（正式區域機構的存在）等的程度，尤其關注區域互相依賴關係及其走向。”[2]
在實踐上，區域主義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兩大實踐推動力：第一個推動力來自歐洲一體化的實踐。區域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推動力的思潮，對當時歐洲一體化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其未能提出真正解決歐洲各國間的貿易分隔問題，未能有效促進各國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未能有效抑製個別超級大國的國際政治力量上的“單級化”。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區域主義日漸式微。區域主義的另一實踐推動力來自美國和歐洲城市群（大都市區）各政府間的合作。[3]具體案例有1960年代的加拿大多倫多大都市政府，1964年荷蘭的大鹿特丹政府，1965年英國的大倫敦政府及成立與1974年的西班牙的巴塞羅那聯合政府，二戰後至90年代前期美國的“大都市區政府”實踐。
2 “新區域主義”的內涵
2.1 新區域主義理論興起的時間
新區域主義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之後對傳統的區域主義的再思考。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美蘇霸權的衰落，和歐洲在一體化進程中的迅速崛起，區域主義麵臨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各國簽訂的帶有對抗性質區域貿易協定（RTA）已被更加自由的貿易環境所代替，區域主義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複蘇，此時的區域主義研究已不同於以往超國家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出現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三條路線、區域治理的網絡化決策機製等一係列主張。
2.2 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的分類
新區域主義將區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國家層麵之上的各類區域，這類區域主要是跨大洲的經貿合作組織，如歐盟、東盟、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另一類是國家層麵之下的各類區域，這類區域在近些年的城市化浪潮中主要表現為區域空間規劃和區域治理。在歐洲“新區域主義”是歐盟空間發展藍圖（ESDP）的重要理論基礎，較有影響力的實踐如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新大倫敦空間總體規劃[4]、德國在1997年《德國的歐洲大都市地區》（European Metropolitan Areas Germany）中要引導打造的7個大都市地區[5]以及美國洛杉磯、東北沿海地帶的大都市區治理。無論哪一類區域，它完全不同於自然地理特質的空間概念，而是不同尺度的製度、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綜合功能空間。[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