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來信
記者手記
他會成為怎樣的公務員
上期我們的封麵報道是《公務員改變年輕人》，在選題會上，我們就討論說，可能不多，但一定有這樣的年輕人：他們考公務員，很大程度是奔著服務社會、成就一番事業為目的。找到這樣的人，就成了我的任務。
這樣的人哪兒找呢？除了網上搜，隻能求親靠友了。
我有個朋友，在基層做公務員。最初，我並沒找他。因為他比較憤青，經常抱怨體製內的種種壓抑和無力感。
實在找不到好的采訪對象，我才給朋友打了電話，沒想到他張口就向我推薦了一個年輕的同事——一個把習近平、胡春華當榜樣的清華碩士。
朋友說，他原本也看不上這個同事，“官腔十足，張嘴就是馬列主義”。可是，日子久了，卻發現同事身上沒有那些基層官員普遍的惡習。比如，同事也跟辦公室的人聊麻將，可從來沒見他打過。大家攀比著升遷時，那同事勸朋友留在基層，一起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兒。
“真有這樣的人？”我懷著疑惑給朋友的同事發了短信說要聊一聊。不一會電話打回來，對麵的聲音像極了一個成熟的官員，不緊不慢。要知道，他也不過做了兩年半的公務員。
對我的朋友，他的評價是，“我看得出他是個有善心的人，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好幹部。”語氣是那種他理所應當為國家留住了人才的篤定。
聊起他的政治理念，他興頭十足，一旦我問到基層工作的細節，他就不太愛講了。你知道，記者最怕那種愛談理念而不是事實的采訪對象。他的話，像極了各種黨報上文章的腔調，以至於我的初稿寫完，編輯發來短信——這篇報道可以上《人民日報》了！其實，他對基層現狀也有很多不滿。在我的“逼問”下，他也吐露了一些。比如，他當辦公室主任時，就有領導打招呼要去其親戚的商店購買辦公用品。他隻能買一部分“指定高價產品”，再從正常渠道買些東西。比如，他認為民風與當地領導人的道德有關，官德不正則民風不正。
雖然我從他的同學、同事那兒，也反複核正一些細節，可總有些東西，讓我有點摸不準，或許是因為他順溜的“官腔”吧。或許是我落下了職業病，戒心太重？他對我似乎也有點摸不準，要求看稿子，然後提出，還是別發了吧。
最終，我們決定尊重他的意見，不刊發這篇報道。我多少有點如釋重負。
他會成為什麼樣的公務員，我還會觀察。我更樂於看到，有更多的年輕人改變公務員，而不是被改變。
——閆小青本刊記者
誰來當醫生
一次采訪，我和北京腫瘤醫院的副院長沈琳聊起了醫患矛盾的問題。
醫院在招收研究生時，一位學臨床的醫學生改報了科研方向。導師問他原因。學生回答，因為太害怕了。“與其跟患者打交道，我更願意跟實驗室裏的動物和細胞做朋友，這樣更安全，更簡單。”
沈琳陷在椅子裏，思緒回到了過去。她的母親是一位基層醫院醫生，深受當地居民的愛戴。那個時候，條件艱苦，農民們來家裏找大夫，趕上了飯點兒，母親總會留他們在家裏吃上一頓飯。母親生了一對雙胞胎妹妹，產後28天，便去搶救一位難產的孕婦。回家後，母親因過度勞累睡著了。醒來後發現，雙胞胎女兒中的一個被她壓死了！
到了沈琳當醫生的時候，“有時候老患者沒什麼事兒，隻是過來看看我。也沒有人給我送紅包，他們會大老遠的送來幾串新摘的葡萄，表示謝意。”現在，醫患矛盾越來越緊張了。和諧醫患關係的會議開了一個又一個，醫生被砍被殺的消息也出了一個又一個。從道德層麵譴責醫生或者患者，似乎都得不出什麼結論。
沈琳希望女兒能夠做醫生，可女兒卻說：“誰做醫生啊，你們根本就沒有生活質量。”一個上午看四五十個門診病人，一台手術要做上五六個小時，甚至更久。每天早上7點多便開始查房，開會和學習要利用下班後的時間，有些年輕醫生甚至常年周末無休，每月卻拿著極其微薄的工資。
一位醫生對我說，他不指望別人能體會醫生的真正辛苦，隻要病人給予起碼的尊重和信任就可以了。患者們也覺得很委屈。他們害怕醫生給他們開大處方、害怕不送紅包醫生會給他們臉色看。一個患者對我說：“進了醫院，我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把性命交在醫生的手上，我是既信任他們，又不敢信任他們。”
醫院裏就要設置警亭了。醫生的微信朋友圈裏，經常會轉一些“世界上如果沒有醫生會怎麼樣”的段子。沉默了一會兒，沈琳說：“等我們老了，誰來給我們看病？誰給我們的子子孫孫看病呢？”
——楊洋本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