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例子則是目前被美國政經界和媒體熱炒的中國網絡黑客事件。網絡安全一直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之前主要與恐怖主義襲擊和美俄關係相掛鉤，中國牽涉在內則是近些年才出現的現象。在今年2月《紐約時報》有關中國網絡部隊的失實報道出版前，有關中美關係的主要議題和美國公眾對華態度等民意報告皆未將網絡安全列為主要選項。但頗為反諷的是，皮尤研究中心在獲悉《紐約時報》報道後，迅速主動將其有關網絡戰爭的議題重新整理並放置在其主頁較長時間，用意強調其數據調查的前瞻性和對這個問題關切程度的重要性，並與之前公布的美國公眾對華負麵印象增加和競爭對手混淆在一起。如果說相關右翼智庫和媒體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還並不鮮見的話，民意調查機構將相關數據報告植入到焦點議題並進行“有罪推定”的論述，頗有搶鏡頭的動機。更值得指出的是，涉及數據的該項報告本身就是皮尤與華盛頓多家智庫合作的項目，調查者與被調查者身份的互相重疊，其客觀性和真實性更令人懷疑。
第三個例子則是圍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訪問美國而顯現。中日兩國因釣魚島主權爭議而陷入嚴重外交低穀，安倍政權的強硬表態更令中日麵臨衝突升級的可能。在屢次尋求美國政府和奧巴馬本人表態均未明朗的情況下，安倍團隊則通過媒體公關方式試探各類信號，其中故意借《華盛頓郵報》專訪的場合釋放“美日應聯手遏華”已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而眾所周知，實則背後有公關的痕跡。在安倍訪美前夕（2月18日）和訪美期間（2月22日），皮尤中心接連發布兩份名為“美日如何看待世界”以及“絕大部分美國民眾信任日本”的新聞稿件，鼓吹日美關係的特殊性和兩國民眾的互相好感。前份稿件中，皮尤著重指出美國（包含民眾和專家兩個群體，文章沒有注明）視中國為最主要危險的調查論斷，與中日關係緊張、日美軍事同盟等事實相掛鉤。後者則不僅以大字號的形式標榜有62%的民眾信賴日本，而在行文中以“僅26%的美國人信任中國”作為對比，不動聲色卻又自然流露褒日貶中的傾向性。可以說，皮尤的這兩份新聞稿件非常“適時”地為日本對美政策和公共外交鋪平坦途，卻違背其早先始終標榜的客觀和無意識形態立場的調查宗旨。
應對挑戰：打造具備中國話語權的對外傳播民意陣地
必須承認，皮尤等機構的報告的確是按照民調方法所開展的，但民意發揮影響卻並不局限於數據本身，有所隱匿的恰是其傳播背後的偏見立場。公眾事實上隻能單向接收這種信息流，並在無意識中消化其政策倡議的正當性。民調機構已成為影響當今美國對華政策製定的重要風向標，而其標榜的客觀和公正又往往蒙蔽部分國人的判斷力。
事實證明，中美大國關係的競爭態勢已經愈來愈從強調經濟和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指標比拚，轉向公共外交、國際輿論、文化軟實力等領域的競爭。美國涉華民意調查報告的不斷增長和多樣式表達，反映出部分美國政治和社會精英麵對中國話語權增強背後的焦慮感。部分議題設置的矛盾性、易塑性，以及其易受公關遊說組織影響的特征，也為我們思考進一步開展對外傳播工作，預留新的思路空間。
麵臨西方民意機構的全球性擴張（不少西方民意機構已經登陸國內開展業務）態勢，我們應積極行動起來，打造具備中國話語權和國際公信力的對外傳播民意陣地。學習和借鑒相關先進民調方法，在選題思路上力圖創新，圍繞新時期工作重點，特別是宣傳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施政風格和塑造親民形象，吸納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十年發展改革的正能量意見，傳遞中國民眾對未來生活的積極希望；與西方同行展開話語競爭、議題競爭、傳播力競爭、影響力競爭，為傳播和實現最廣大民眾的“中國夢”理想，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條件。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國際輿論調查中的中國國家形象”項目號10YJA和上海社科青年課題：“美國‘中美關係’意見領袖在媒體上的言論表達（2001-2008）”項目號2009EXW002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