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差異分析顯然有大量現實報道為依據。盡管華爾街日報體在國內日益受寵，但中國新聞報道在手法上更多體現了自己的思維方式。
5.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差異容易導致傳播中的不解或誤解。在對外傳播獨特的文化現象時如何尋找和添加受眾認知圖譜中熟悉的符號，架起兩種文化的認知橋梁，便於受眾理解，是對外傳播實踐者日常主要任務之一。
比如給外國人講《水滸傳》，隻要講是中國的羅賓漢故事，一般外國人立即可以理解其中要義。再如講《梁祝》，一定要提是中國版的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故事。
在報道中提到中國機構名稱時常常需添加背景。如講到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國務院時，最好綴上“立法機構（legislature）”、“顧問機構（advisory body）”和“內閣（Cabinet）”這些說明性措詞。盡管有些類比未必十分恰當，但基本概念可以解釋清楚。
6.價值觀念。在價值觀方麵，中西兩種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一概念上，這種差異常見於對內外傳播的不同題材中。如對內報道中對典型人物的報道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節：主人公為了集體利益和他人利益，全然不顧自己家人安危，甚至棄自己家人於不顧。此類題材在對外報道中很難獲得掌聲，就源於價值觀的差異。
對廣東地區飛禽走獸皆為美味佳肴的習俗來講，一篇介紹這一題材的對外報道麵臨著極大風險，動物保護主義者極易對此類題材反感甚至抗議。
7.措辭。百度百科對“措辭”作如下定義：指人們在說話、寫作、行文時，經過深思熟慮，綜合考慮受眾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個性特點、學曆背景、生活習慣等因素的情況下，精心選用恰當的詞語、句子，有效表達自己的意思，並讓受眾易於理解、接受、相信的一個互動過程。根據這一定義，“措辭”至少包含如下內含：1）不僅指詞語的選擇，而且指句子的表述。2）體現了文風。3）與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緊密相關。在對內傳播中，依然隨處可見具有濃鬱中國特色的口號性措辭，如“文明城市”、“三打兩建”、“兩彈一星精神”等等。這些“行話”不僅難以理解，而且給語言轉換帶來很大麻煩，無法“對號入座”，勉強翻譯也難以準確達意，對外傳播中應避免甚至刪除。但由於固有的思維方式，中國人在措辭上會不自覺地選用概括性的、綜合性的詞語，以緩慢的、間接的方式進入到主題，而且偏好形容詞。而這種文風並不符合西方受眾的思維特點，以至於在翻譯時經常出現一篇長的對內報道變成很短的對外稿件。
三、一個案例
表達方式的不同將直接影響受眾對某一主題的理解和接受。對內報道常見的一個題材是“成就報道”，這一題材也適用於對外報道，關鍵是對外如何報道成就。
本人所供職的英文《深圳日報》曾於2008年對深圳改革開放30周年做了專題係列報道。本專題名為Boomtown Chronicles（勃興紀年），從2008年6月16日開始，12月29日結束，每周一期，共25期。盡管成就報道這一題材頗具中國特色，但如果能以恰當的方式加以表達，同樣也容易被外國讀者理解和接受。所以本專題無論在選題選材或表達方式上並不刻意塑造改革開放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以史實為依據，以平實而不誇張、符合外國受眾文化背景和認知圖譜的手法，盡量從個體微觀角度來呈現這段曆史。
比如，專題開篇“新紀元的開始（Dawn of an epic era）”介紹了深圳在立市之初盛行的“大逃港”現象——大批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冒著生命危險從深圳河遊泳偷渡到香港。這是一段並不光彩的曆史，也鮮有媒體作為專文報道。但之所以作為開篇，是為改革開放的緊迫性埋下伏筆。該文在內容選擇上體現了對外傳播的特點。
專題注意從個體微觀視角來表達宏觀主題，講述曆史變遷。如第三期刊登了對外籍人士Larry Donnithorne的采訪和他首次遊覽深圳的回憶文章。Donnithorne曾在1981年2月遊玩香港時順便到深一遊。他回憶，當時的深圳乏善可陳，“隻需一天便可大概了解整個城市”，而27年後的今天，他卻很難憑著一天的遊曆去記憶、去描繪這座“發達程度與香港無異”的深圳。Donnithorne的文章隻有短短數百字，用的都是非常淺顯平實的語言，但是他對27年間深圳的變化所感到的驚歎卻非常真實，相信很多外籍讀者都感同身受。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