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隻要我們不存私心，踏踏實實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經是在致良知了。
有個修鞋匠每天都要經過不同的城鎮，給不同的人修補不同的鞋子。有時候他會遭遇狂風暴雨，阻塞去路；有時候掙不上多少錢，饑腸轆轆。但是他的身影從來沒有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過，每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他都會準時地將雙腳踏在這片寬闊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經修了十幾年的鞋，所經手的鞋有高檔貨，也有廉價貨，有禮貌的顧客也有故意刁難的市井無賴。但是這麼多年來，這個修鞋匠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都認認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為樂，生活雖然過得很清貧，但是他依然很快樂。
每當有人向他談起“嗨，夥計，你用不著這樣，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著那麼認真”等類似的話時。這個修鞋匠總是這樣說：“那樣我無法麵對自己，生活也就沒意思了，你說，我怎麼能快樂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長壽。”大家都這樣說。
“謝謝，我的朋友，其實，我也這麼認為。”修鞋匠憨憨地笑著。
這個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個擁有純明良知且懂得將自己的良知應用到萬事萬物上的人，因而他才會風雨無阻地為人們修鞋，認認真真修補每一雙鞋。不為別的，隻為了能夠“麵對自己”，所以，他是快樂的。
王陽明又何嚐不是如此，他通過對萬事萬物的體驗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說。在良知與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後者，認為不講學，聖學不明，因而他也成為當時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過講學、研討、撰寫詩文、通信等方式，廣為傳播文化，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為他把自身的良知應用到萬事萬物上，才得以將心學發揚光大，幫助更多的人尋求心靈的安寧與喜悅。這種引領萬事萬物共同成長的行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隻要肯“下學”，自然能夠成功
問上達功夫。
先生曰：“後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隻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隻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功夫”。
弟子陸澄向王陽明求教參悟天理的功夫。
王陽明回答說：“後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處，便說不應當學參悟天理的功夫，隻學一些簡單的基礎知識和思想方法，於是將‘上達’和‘下學’分開了。那眼睛看得見、耳朵聽得到、嘴巴說得出、心裏想得到的，都是‘下學’；而那些不能用眼睛看到、耳朵聽到、嘴巴說出、心裏想到的，就是‘上達’。比如說樹木的栽種，都是屬於‘下學’，至於樹木的生長，就是‘上達’，不會被人力幹預。所以凡是那些能夠用功學到的、用言語告知的，都隻是‘下學’，‘上達’隻存在於‘下學’當中。凡是聖人談到的雖然極其精微，但也隻是‘下學’而已。學者隻需在‘下學’的功夫裏用功，自然而然就能達到‘上達’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別的地方去尋‘上達’的功夫。”
其實，說得簡單一點，“下學”指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小事情，“上達”指的人們良好的修養。在王陽明看來，如果人們能夠認真對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盡心盡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因小成大，修煉出超凡脫俗的個人修養，獲得幸福與成功。
下麵是卡菲瑞先生回憶比爾·蓋茨小時候而寫下的文字：
1965年，我在西雅圖景嶺學校圖書館擔任管理員。一天，有同事推薦一個四年級學生來圖書館幫忙，並說這個孩子聰穎好學。不久，一個瘦小的男孩來了，我先給他講了圖書分類法，然後讓他把已歸還圖書館卻放錯了位的圖書放回原處。小男孩問：“像是當偵探嗎？”我回答：“那當然。”接著，男孩不遺餘力地在書架的迷宮中穿來插去，小休時，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錯地方的圖書。第二天他來得更早，而且更不遺餘力。幹完一天的活後，他正式請求我讓他擔任圖書管理員。又過了兩個星期，他突然邀請我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時，孩子母親告訴我他們要搬家了，到附近一個住宅區。孩子聽說轉校卻擔心起來：“我走了誰來整理那些站錯隊的書呢？”
我一直記掛著這個孩子。結果沒過多久，他又在我的圖書館門口出現了，並欣喜地告訴我，那邊的圖書館不讓學生幹，媽媽把他轉回我們這邊來上學，由他爸爸用車接送。“如果爸爸不帶我，我就走路來。”其實，我當時心裏便應該有數，這小家夥決心如此堅定，又能為人著想，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過，我可沒想到他會成為信息時代的天才、微軟電腦公司大亨，美國巨富——比爾·蓋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