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隱秘的神諭存在於大胸深處的情感中樞，很可能就在邊緣係統之中。這是神經元和激素分泌細胞的一個複雜結構，剛好位於大腦皮質的"思考"中樞之下，以此為基礎，人類情感反應和更一般的倫理行為通過無數代自然選擇牢牢地確定下來。科學所受到的挑戰，是去測量由此造成的各種限製的牢固程度，找到它們在大腦中的根源，通過精神進化史的重建揭示這些限製的意義，這一方麵的工作將是文化進化研究的邏輯補充。
如果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就將進入第二個困境，那就是：前述潛意識壓抑力和道德動機中哪些是我們應該服從的？哪些宜於加以削弱或升華？這些原則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們，而不是關於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們與電子計算機相區別，在這種重要的生物學意義上，有一天我們將被迫表明，我們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為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在遺傳給我們的種種情感方向之間作出選擇。要想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從以生物學性質為基礎的自發控製，轉移到以生物學知識為基礎的精確定向。
由於人類天性的方向必須通過各種知識的複雜組合加以考察，它們因此具有欺騙性，總是使哲學家們陷入泥淖。前進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統一起來，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識形態的或形式主義的捷徑。神經生物學不可能在宗師門下學到，遺傳進化的結果也不是立法機構所能確定的。最後，即使隻考慮正常存在的需要，我們也絕不能單靠聰明和善於思辨的人去處理倫理哲學問題，盡管人類的進步能夠通過直覺和意誌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關於我們生物本質的難得的經驗知識，才會使我們能在相互衝突的進步標準之間作出最佳選擇。
在這樣的分析中，首要的發展將是生物學與各種社會科學的結合。這些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等。最近以來，兩種文化才完全進入對方的視野，其結果不外是互相厭惡、誤解、過分的熱情、局部的衝突和協議等等雜然並陳的現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物學在今天是作為社會科學的對手學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過"對手學科"這個詞，我希望對一種特殊的對手關係作出強調，這種對手關係常常存在於研究相鄰組織層次的領域首次開始發生相互作用的時候。例如，對於化學來說，有多體物理學作為它的對手學科。對於分子生物學，有化學作為對手學科，對於生理學，分子生物學又作為它的對手學科等等，如此向上發展，每對學科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不斷增加。
在一門學科發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階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穎和獨特的。他們獻身於特殊對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階段，他們不相信有關的現象能夠還原為簡單的規律。對手學科的成員則有不同的態度。選擇較低組織層次的研究作為基礎研究--例如原於層次的研究之於分子層次的研究--的對手學科成員相信，較高組織層次的學科能夠用他們自己學科的規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學規律表述化學，用化學規律表達生物學，等等。他們的興趣相對顯得狹窄、抽象，並有為我所用的傾向。例如狄拉克會認為，氫原子理論可以展開為純粹的化學。少數生物學家仍然滿足於這樣的信念：生命"不過是"原子和分子的運動而已。
每一科學學科同時又表現為對手學科，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對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為兩個相鄰組織層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當著手研究較高組織層次（在這裏是分子）的問題時，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為出發點的。根據今天的標準，博學的科學家應該同時活躍於三個領域：他們自己的學科（例如化學）、較低的對手學科（物理），以及較高的學科領域（生物化學）--正是對於這一學科，他們自己的學科表現為對手學科。再舉一個層次更為分明的例子，一個出色的神經係統專家，必須對單神經細胞結構有充分的了解，同時也要了解細胞之間傳遞和流通的各種衝動的化學基礎，還希望能解釋這些細胞怎樣協作產生基本的行為模式。每一個成功的科學家都根據各自的特點，以自己的學科為中心有效地處理這樣三個現象層次。
相鄰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緊張的和創造性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相互作用將完全互補。讓我們來看看分子生物學的起源。十九世紀後期，細胞的顯微鏡研究（細胞學）和細胞內外化學過程的研究（生物化學）迅速發展起來，在此期間，這兩種研究的關係是複雜的，但卻與上述學科發展圖式極為相符。關於複雜細胞構造的大量證據使細胞學家為之激動，他們破譯了細胞分裂過程中染色體的神秘舞蹈語言，為現代遺傳學和實驗發育生物學建立了基礎。另一方麵，許多生物化學家仍然懷疑微觀水平上會存在著那麼多的結構。他們認為，細胞學家所描繪的，不過是實驗室方法的人為結果，人們為了進行顯微鏡檢驗，用這些方法對細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學家的興趣在於細胞質化學本質中更"基本的"問題，特別是生命以酶為基礎這一新理論。但是，細胞學家們卻對細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說法都嗤之以鼻。
總的說來，生物化學家認為細胞學家太不懂化學，因而難於把握本質的過程。反過來，細胞學家認為化學方法對於活細胞的獨特結構是不恰當的。孟德爾遺傳學在1900年的重新發現，以及隨之對染色體和基因作用的解釋，最初並沒有導致綜合。生物化學家由於沒有看到解釋經典遺傳學的捷徑，總的說來忽略了這種綜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