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實力為立國之本、實現國家的強大是《商君書》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則。《慎法篇》曰： “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農戰篇》曰：“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畫策篇》也說：“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其誌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史記·商君列傳》雲：“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君主以戰得強兵，民眾以戰獲軍功，在整個社會言戰的氣氛之下，秦國社會組織、思想意識及行政政策均準軍事化，最終形成一個厚具有濃軍事意味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絕對服從和嚴格等級成為主要特征。
維持穩定也是《商君書》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農戰篇》雲：“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壹言篇》曰：“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製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農也。”
同時，在《商君書》中，還有轉嫁國內危機於外國之策劃。《靳令篇》曰：“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去強篇》曰：“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舉勞任功曰強，虱官生必削。”把一切鬥爭的矛頭指向於外，從而保證國內局勢的穩定。《史記·商君列傳》雲秦人“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又雲秦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可見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關的規定的。
富國強兵與政治社會穩定相互表裏，富國強兵，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前提。而關鍵在於，社會及政治的穩定，不會打破當前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階層關係，因此，也就不可能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穩定主張的提出，就具有尊重當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眾仍然是政治統治的工具。為了能使民眾成為馴服的統治工具，《商君書》反複重申法製、以法治國的原則。
在《商君書》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視的因素。《畫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 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錯法篇》曰：“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國治矣。”
為了厲行法製，法令必須掌控在君主所能控製的法官係統之內。《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聽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靳令篇》曰：“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執法是法製的重要環節。《慎法篇》雲：“劫以刑，驅以賞。”執法的精神要充分體現在刑賞上。民之情，皆懼死，是以《商君書》重刑賞。民怯，則以刑驅之，《去強篇》雲：“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又輕罪重處，“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有功，則重賞，《錯法篇》雲：“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違法則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於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