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入門而問諱——漢字與避諱
第十八章入門而問諱
——漢字與避諱
所謂避諱，就是在語言交際中躲開那些忌諱的字眼。由於漢字的獨特性，再加上中國人的獨特的文化心理作祟，一方麵，避諱使古人本來簡單的生活險象環生；而另一方麵，避諱也是一種運用語言文字的藝術。
唐朝“赤鱘公”——國諱
鯉魚是有名的美味佳肴，唐朝法律中卻明文規定：鯉魚要叫“赤鱘公”，嚴禁捕食；若偶然捕獲，必須馬上放生，出售者要打60大板。
唐代統治者為何禁止人們品嚐這種美味呢?這就體現了中國曆史上所特有的避諱製度——國諱。
國諱是指避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字諱，前代年號諱、帝後諡號諱、乃至陵墓及帝王的生肖之類，是封建王朝統治下的臣民必須嚴格遵循的，甚至連皇帝也不能例外。國諱從秦代開始，曆代都嚴格遵守，這已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維持最高統治者的尊嚴和地位的一種必備手段。通常，臣民們都不可以直呼皇帝及其長輩的姓名。這種神聖的國諱，甚至具有法的性質。《唐律疏議》中就規定：故意直呼皇帝的名字就是犯了“十惡”之一的“大不敬”罪。
嚴格的避諱製度與諱禁條例，構成了中國封建專製統治的一個特殊畫麵。唐朝皇族姓李，根據避諱製之中的“嫌名”原則，“吃鯉(魚)”也就是“吃李”。在執政者看來，這不僅是大大的“不敬”，而且是對李氏王朝公開的挑釁，於是就有了一個禁止捕鯉的通令，鯉魚被尊稱為“赤鱘公”。
據《左傳》等史書記載，避諱大約起源於西周，秦漢時期漸漸完備。1975年底，湖北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語書》竹簡之中，有“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文。在這之中的“端”本應是“正”，這顯然是因為避諱秦始皇名字中的“政”而改的。
漢代時，為避漢高祖劉邦的諱，“邦”變成了“國”；呂後叫呂雉，雉就成了“野雞”了；為避漢文帝劉恒的諱，“恒山”被改成了“常山”；漢代著名大臣蒯徹，因為漢武帝叫劉徹，隻好改名叫蒯通。最嚴重的是，東漢明帝叫劉莊，姓莊的隻好改姓嚴。
唐宋時，避諱的禁令則更加嚴格，不隻當世皇帝的名號不允許有絲毫的觸犯，連已死皇帝的廟號也要避諱。唐代為了避唐高祖李淵的諱，將晉朝《桃花源記》的作者陶淵改成陶泉明；唐代哲學家李翱的《平賦書》中有一句“為政、理人”，讓人頗有些難解。原來“理人”其實應為“治民”，隻因為唐高宗叫李治、唐太宗叫李世民，“治民”隻好變作“理人”；唐高宗太子李弘死後，被追封為孝敬皇帝，姓弘的因而改為姓洪；唐代姓姬的為了避玄宗李隆基的諱，隻好改姓周。
到了清朝，尤其是雍、乾之世，諱禁之嚴格，更是登峰造極，觸犯諱禁成了文字獄中重要的判刑根據。
乾隆年間，江西舉人王錫侯批評《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難以貫穿。於是他自己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用字義貫串漢字，編成了《字貫》一書，以彌補《康熙字典》的不足。沒想到被江西巡撫海成以私造典籍罪向皇上告密。乾隆皇帝親自審查了《字貫》，見書中對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沒有避諱，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結果王錫侯被滿門抄斬。告密者海成及其上司也因未看出此書有避諱而受牽連，革職治罪。
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了民國初年。袁世凱搞了帝製複辟後，大肆實行避諱。北京煤鋪上原有的“元煤”兩字，都一概塗掉，因為“元煤”與“袁沒”諧音。“元宵”也成了“湯元”，怕真的“袁消”了，但袁世凱還是沒當滿三個月的皇帝就“消失”了。
封建帝王之所以避諱他們的名字，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曆史文化的原因。
從政治上看，封建帝王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保持他們神聖、至尊的威嚴，連他們的名字也不許臣民隨意呼叫。誰要冒犯了，便是不恭、不忠、不孝，便要無情地進行懲罰。
從曆史文化的角度看，封建時代的中國臣民受曆史意識潛流的影響，對名字有一種迷信思想，認為說出了帝王及其尊祖的名字，便是對他們的褻瀆、輕視。
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官諱
北宋時，有個州太守名叫田登，為人心胸狹隘，專製蠻橫。因為他名“登”，所以，不許州內的百姓說到任何一個與“登”同音的字。誰要是觸犯了這個忌諱，便要加上“侮辱地方長官”的罪名，輕則挨板子，重則判刑。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節要到來了，按照以前的習慣，州裏要點三天花燈表示慶祝，州府的衙役貼出告示，讓百姓按時來觀燈。這次可讓出告示的小官感到為難，用“燈”字要觸犯太守的忌諱，不用“燈”字意思又表達不清。想了好久，寫告示的小官靈機一動，把“燈”字改成了“火”字。這樣，告示上就寫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貼出後，百姓們看了都很驚慌，以為官府要在城裏放三天大火，紛紛收拾行李，爭著離開這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