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緣起與變遷1
緒論緣起與變遷
——講述漢字的前生今世
漢字是美麗的語言文字之一。無論是結構的勻稱規則，還是形象的簡約奇特，無論是音韻旋律，還是內涵深意，漢字給人的美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匹敵的。
神秘麵紗——漢字起源的傳說
語言文字是思想的酒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由於文字的產生和發展，人類的哲學、文化、科技和曆史才得以記載和流傳至今，文字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征，也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麵孔和靈魂。在世界文字大家庭中，漢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曆史悠久的文字，可以說，沒有漢字就沒有中國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漢字是中華文明之母。
漢字是美麗的語言文字之一。無論是結構的勻稱規則，還是形象的簡約奇特，無論是讀音的音韻旋律，還是字義的豐富深奧，漢字給人的美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字都無法匹敵的。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曾對女兒說：“世界上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它的每一個字，都是一首優美的詩，一幅美麗的畫，你要好好地學習，我說的這個國家就是中國。”
要學習漢字，首要的問題是弄明白漢字從哪裏來，即要解決漢字的起源問題。漢字是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它是在經曆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後，才發展為完整的文字體係的。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曆代學者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漢字是什麼時候開始形成，什麼時候完成自己的體係的？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人能有個結論性的說法。
關於漢字的起源，從古至今流傳著很多介於傳說和事實之間的說法，雖都不能正確解釋漢字的起源，卻也留給後人不少有益的啟示，促使人們思考、探索。
倉頡造字的傳說
相傳，在我國陝西關中有個叫倉頡的人，他生有四隻眼睛，披著長發，留著長須，身穿獸皮，手裏經常拿著一支筆。他的頭形很奇特，頭頂高高地隆起，像個畸形的頭陀，顯得聰穎過人。倉頡經常騎著毛驢，跋山涉水，跨州過郡，去了解民間風俗習慣，收集民間流行的語言符號。他把收集來的資料寫在蘆葦的葉子上，裝在口袋裏，讓毛驢馱著。後來，毛驢走到今陝西省岐山縣就累死了。倉頡帶著這批資料，就在岐山縣住下來。他不斷地觀察天象，觀察山水風雨演變的現象，辨識鳥獸各式各樣的腳印，或野獸、車輛經過後留下的痕跡，分清和區別各種紋理的異同，並開始創造文字。
倉頡造出文字後，感動了神靈，神靈從天上投下糧食，夜裏的神鬼也驚嚇得哭起來了。不久，倉頡受命擔任統一文字和領導文字改革的專職官員。他又作為黃帝的史官，記載史事，部族的重大檔案也都由倉頡掌管。
以上傳說，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敘》裏記述得最為全麵：“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指鳥獸行走留下的痕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對於倉頡造字這一傳說，曆代學者普遍認為：“倉頡有可能是黃帝部族中極有影響力的巫師之類的人物。而上古時期，巫師、史官是由一個人擔任的，倉頡在這方麵作出過貢獻，這樣容易讓人們把從事搜集整理文字工作的人誤以為是漢字的創造者。對古文字頗有研究的魯迅先生也曾經說過：‘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引自《魯迅·門外文談》）
傳達生命信息的結繩
在漢字起源的傳說中,“結繩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說法。所謂“結繩”,是用在繩子上打結的辦法幫助人們記憶的一種方法，人們以此來處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務，大大小小的繩結表示不同的意思。因此有人認為文字就是從大大小小的繩結發展而來的。下列兩則小故事，有助於我們對“結繩說”的理解。
魯迅在《門外雜談》裏講到“字”是怎樣來的時寫道：“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會忘記時，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魯迅家鄉是浙江紹興，在浙東一帶農民請別人代辦一件事情時，常說這句話，意思是請對方不要忘記。
2004年4月11日下午4時32分，河南省新密市的鄭煤集團超化礦突發透水事故，12名礦工和技術人員被困井下。經過多方緊急營救，4月16日9時30分，12個人全部獲救。被困的礦工最後成功獲救，就是因為他們用礦燈繩打結向礦外傳遞信息。他們打了兩個繩結，一個繩結完整沒有破壞，表示“1”，一個繩結分成兩個頭，表示“2”，合起來表示他們12個人還在一起。大水把礦燈繩衝出來後，井下救援人員看到這個打著繩結的礦燈繩，並沒有簡單認為這隻是一個普通的燈繩，而是朝井下人員想要表達的意思理解，從而信心倍增，加快了掘進的進度。
關於結繩記事，《周易·係辭》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解字·敘》中則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雖然沒有明確說文字的起源與結繩有關，但確實告訴我們，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結繩記事的漫長時期。但結繩和文字畢竟是兩回事，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相生相襲的，即結繩不可能直接發展成為文字。結繩隻能幫助記憶或者作為表示某種簡單事務的標記，不能用來表達感情、交流思想，不能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因此，結繩同文字還是有根本區別的。
與結繩說性質相近的還有契刻說，契刻說也是幫助記憶、傳遞信息的一種方式。從古代文獻記述和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在創造文字以前所存在的刻木記事現象分析，契刻的目的多數是“刻其數”以備忘，有契約、憑證的性質。但契刻隻能記載一些較為簡單的信息，不能滿足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的需要。隨著人們傳遞和記載的信息複雜程度的加深，最終被圖畫和文字取代。
從鮑超突圍看書畫同源說
在有關漢字起源的幾種說法中,“書畫同源說”是比較令人信服的。書畫同源,就是說漢字起源於圖畫。漢字是為了記錄漢語而出現的手段。一種可以用於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傳遞較多信息的手段,必須使接受信息的人和給予信息的人想到同樣的內容,寫實性的圖畫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據說，太平天國時期，清朝大臣曾國藩的部將鮑超被太平天國軍隊包圍在某地，圍城的太平軍將領是陳玉成，外號叫“四眼狗”。鮑超是一個十足的大老粗，隻認識他自己的姓，慌忙中他畫了一張畫叫人送給曾國藩。曾國藩打開一看，隻見紙中間畫了一個圓圈，圈裏歪歪斜斜地寫了一個“鮑”字，圈外畫了四隻狗。曾國藩看完以後，大吃一驚，知道他的部下鮑超讓“四眼狗”陳玉成包圍了，立即下令派兵去解圍。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文字起源於圖畫的道理。
漢字的起源和圖畫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從帶有文字性質的圖畫轉變為早期的象形文字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用來傳遞信息的圖畫隻能識別，而無法讀出聲音，也就是說它還沒有同語言建立對應的關係，那麼這時它還隻是圖畫。隻有當它和語言結合起來，變得可識可讀，並且它總體的直觀性經過分析，變為一形即一詞，這時我們才可以說它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