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文明社會裏，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呀。所以，我很理解您。”李景明道。
杜爸爸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把茶水當酒喝，倒是少見。他說：“對頭。舉個例子來說，那時候，號召學習英雄小姐妹，叫啥來著，對了，好像是龍梅和玉榮，她們倆為了一群羊，犧牲了二個年輕的生命，這能夠提倡嗎？你們不是常說一句話，錢多燒背心，這就是人多不當事……人生隻有一次，不能重新來過。一個人的生命，到底有多珍貴……洪水衝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還好說，撈稻草就太過分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是吧？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隻是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衝走，也決不會跳下水，但並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唱下去。”
“您說得太深刻啦……事實上，有些崇高，就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李景明讚許道。
杜爸爸看著他，仿佛找到了知音似的，“嗯。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隻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隻講崇高，不講道理。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隻可惜，他不講道理。試問，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
他再次把大家逗笑了。
的確，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
“從曆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往往人也越虛偽。從我的親身經曆中，我們可以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可是，有多少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幹出來了……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啦。”
假如說，杜爸爸的話是一麵明晃晃的鏡子，有多少人能夠在鏡子麵前看清自己呢？時下，大把大把的愛國賊，道德婊，不是嗎。
有些崇高比墮落還要壞，這是王小波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