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中心發起人白汾河更願意把人們對樞紐型組織的注意力轉移到組織自身的發展模式上——“我們建立了老年人呼叫中心平台，無論老年人居住在哪個社區，都可以通過呼叫中心享受到我們提供的服務，因為有龐大的老年人群體做支撐，我們整合了家政服務、護理服務、心理治療、老年人生活用品銷售、老年餐桌等分布於房山各區域的老年人中小服務商資源，製定統一的服務和取費標準，促進房山區養老服務提供商的規模化、專業化發展。”他用“整合資源”來體現樞紐型組織的價值和重要性。
事實上，白汾河整合的資源已經不再局限於北京，目前已經與國內首創了“分權度假”模式的美爾（中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美爾（中國）引入經濟學上的“眾籌”概念，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旅遊地產項目的產權作為眾籌基礎和載體，將原本分套賣出的旅遊酒店、公寓等分割成份來出售，康普瑞生與美爾合作，可以讓有需求的養老人群花最少的消費獲得40年每年28天全球精裝度假酒店免費自由換住權利，同時還可以對房屋產權進行轉讓、繼承、出售，享受未來升值的權益。
“政府的監管要有層次，不可能監管到所有的社會服務提供商，但可以通過引導建立大型的綜合服務商，規範其服務鏈條上的中小服務商行為，並鏈接上遊其他服務商，提高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於瑞林說。
在研究學者們看來，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本質和關鍵皆在於實現政府、社會力量和公眾“三贏”這一終極目標，但要實現這一目標，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在公眾、政府與社會力量，特別是後兩者之間形成利益的重新分配。
實際上，要培育樞紐型社會組織，讓其代替政府走到社會服務供給的前台，恰恰需要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利”這一有效杠杆，讓政府與社會力量形成利益的重新分配。
推動有限的市場化
事實上，“社會服務市場化”的故事早已不再新鮮。2000年前後，國內曾掀起政府職能轉變的一波浪潮，明確提出過社會公共服務市場化，當時推進的主要領域是教育和醫療。
但這一進程推進十多年來，最終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一方麵醫療教育機構缺乏有效監管，不斷上漲的價格導致“看病難”、“上學難”問題；另一方麵，政府公共財政在教育醫療方麵的投入逐年下降，例如醫療支出從改革開放初期的52%一路降至當前的不足20%的水平。
如何避免重蹈此前的覆轍？從歐美國家長達數十年的經驗來看，社會公共服務市場化始終是有限的市場化，這種有限性一方麵體現在市場化領域有限，另一方麵則體現為市場化程度有限。
“從市場角度看，社會服務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是有問題的，不僅供給不足，而且也不均衡，但要走向市場也是有條件的，全麵放開也不可能，要有嚴格的準入。”在白汾河看來，所謂的市場化，是對投資者全麵放開，也就是說無論是誰都可以將資金投入到社會服務領域，但投資者未必都是服務商，最終的社會服務提供者必須要有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
其實，縱觀國內在社會服務市場化方麵相對領先的上海、蘇州等城市，均打破了“公辦公營”的傳統管理模式，采取“公辦民營”或者“民辦公助”的方式，創新了政府投入機製，調動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服務。
而兩地最為外界稱道的亮點就在於，在選擇社會服務組織方麵也是有限的市場化，並非外界想像的完全向市場放開，而是通過設定相應的標準，篩選一家或幾家符合標準的服務商提供專業服務。
國外對於社會服務投資者和管理者界限劃分的非常清晰，白汾河說，歐美國家就對社會服務組織的投資者和管理者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投資者將資金托管到相應的管理方，政府通過製定非常完善的資金托管辦法，保障投資者與管理者的不同利益。“國內在這方麵幾乎還是空白，要營造社會服務市場化的大環境，必須用完善的法製環境做支撐。”
對於嚴格的市場準入，白汾河認為起碼要用三個標準加以衡量：其一是有長期穩定的資金投入，投資者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其二是樞紐型社會組織作為市場主體，必須要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即便短期之內無法實現盈利，但對未來的盈利要有一個良好的預期；其三是政府要以建立專業化的服務隊伍為考核基礎，來衡量樞紐型社會組織是否合格。
“為什麼一到逢年過節就會出現‘保姆荒’、‘保潔荒’等現象，甚至出現亂漲價的行為，因為這些服務已經高度的市場化，而且大多由個體在提供，沒有形成團隊管理的體製機製，要使社會服務市場化形成規範的市場行為，就必須使服務的隊伍職業化、服務的方式專業化。”白汾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