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裏，互聯網打破了這一模式，使媒體的社交方麵能夠再次肯定自己。在很多方麵新聞將返回到前工業時代的形式，但是受互聯網的影響而更加有效。照相手機和社交媒體如博客、Facebook和Twitter，也許完全是新的，但是它們卻再現了過去人們收集、分享和交換信息的方式。“社交媒體並不是新事物，隻是現在它更普及，” Craig Newmark說。他將John Locke、Thomas Paine和Benjamin Franklin比喻為現代的博主。“到2020年前，媒體和政治麵貌將有很大改觀，因為習慣於權力的人們將以不同的形式被社交網絡所補充。” Julian Assange曾說，維基解密是以英國內戰時期激進的小冊子作者的傳統在運行，它試圖“將政府的所有神秘和秘密之事拋到”公眾麵前。
隨著出版工具變得可被廣泛使用、進入壁壘的降低和新模式成為可能，新聞也正變得更加多樣化，正如在過去的幾年裏赫芬頓郵報、維基解密和其它新媒體的令人驚訝的出現所顯示的那樣，更不必說數以百萬計的博客了。同時新聞正變得更加固執己見、兩極分化和具有黨派性，就像它在寫作小冊子的喧囂時代那樣。
在過去的170年裏發展起來的傳統新聞組織，現在有很多問題需要調整，這並不令人驚訝。大眾媒體時代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相對短暫並異常的時期，這一時期將會結束。但是大眾媒體的內部發展時間足夠長，將跨越幾代新聞記者，因此通常來說大眾媒體的規律被視為是媒體的規律，Jay Rosen說。“當你將大眾媒體作為你的整個事業的基礎時，說‘很好，實際上那隻是一個階段’並不容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多人認為正是跨時代的變化將解決這一問題。”使用數字工具長大的新一代已經發明出與他們有關係的非凡的新東西，而不是僅僅使用它們保存舊的模式。有些現存的媒體組織將有幸度過這一過渡時期，很多將不能。
最大的變化是新聞業不再是新聞記者的專有領域。普通人同很多技術公司、新創辦的新聞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一起正在新聞係統中發揮著更積極地作用。社交媒體無疑不是短暫的時尚，它們的影響剛剛開始被感覺到。“它到處都是，而且它將更加普遍，” Arianna Huffington說。成功的媒體組織將接受新的現實。它們需要給自己重新定位，服務於讀者而不是廣告商，要接受社交特點與合作，擺脫政治與道德的傲慢態度，停止試圖在新聞業周圍樹立壁壘以保護自己的地盤。新聞的未來是數字的，與其混亂的被墨水染汙的過去有很多共同之處。
500年前的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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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不滿情緒醞釀了數十年之後，一種新媒體形式賦予專製政權的反對者一種新的方式來陳述其觀點、表達其團結、協調其行動。抗議者的信息像病毒一樣通過社交網絡四處蔓延，無法鎮壓，突顯出公眾對改革的支持度。在之前的嚐試宣告失敗後，改進的出版技術與社交網絡相結合，成為社會變革的催化劑。
這就是在阿拉伯之春中發生的景象。近500年前，這一景象也曾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出現。馬丁·路德與他的盟友通過社交網絡采用當時的新媒體--小冊子、歌謠以及木版畫--來宣傳他們的宗教改革信息。
宗教改革一般追溯到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將《關於贖罪券效能的九十五條論綱》釘在維騰堡教堂門上這一事件。當時，路德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神學家兼牧師，而約翰·台切爾則是一位多明我會的傳道修士。後者通過兜售贖罪券為教皇列奧十世在羅馬重修聖彼得大教堂的麵子工程籌集資金。路德對台切爾的行為大為不滿。台切爾的兜售宣傳稱，交出錢來則能確保死去的親屬不會陷入煉獄之中。對於路德而言，這是“對信徒虔誠的詐騙”以及必須進行廣泛改革顯而易見的征兆。將綱要張貼在教會大門上是通告公開辯論的通行做法。
盡管以拉丁語行文，《九十五條論綱》立即引起了一陣轟動，先在維騰堡的學術圈內，然後波及到更廣的範圍。路德的朋友弗裏德裏希·米可尼烏斯後來寫道“14天一過，這些論綱就在全德境內為人知曉；四周之內，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區都熟知這些論綱。”
更大的書籍需要製作數周或數月，而一本小冊子一兩天就可以印刷完畢。最初的版本首先會在刊印地所在的城鎮流傳開來。路德的支持者把小冊子推薦給自己的朋友們。書商們促銷小冊子；而遊走的書販子兜售小冊子。旅行商人、貿易者以及牧師然後會攜帶者小冊子到其他城鎮。如果這些小冊子激發了足夠的興趣，當地的出版商很快就會發行自己的版本，一批約 1000 本，希望鬧中漁利。這樣，一本廣受歡迎的小冊子未受作者參與就會很快傳播開來。如同現在的“分享”與轉發，重印數量就是某一主題受歡迎程度的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