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20世紀中國文明四大發現（其他三項是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之一，是敦煌漢簡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敦煌漢簡，為漢代曆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
居延烽燧遺址為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轄邊塞上的烽燧和塞牆遺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境；北起蘇古諾爾，南至毛目以南。邊塞遺址自東北斜向西南，全長約250公裏。始建於漢武帝大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廢棄於東漢末年。居延烽燧的大部分遺址由鄣、塢構成，有的還有關門，如肩水金關遺址。沿著居延烽燧這條狹長防線上，還有大量的亭燧和塞牆。這條防線當時起了切斷匈奴與羌聯係的作用，同時也形成了漢通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對匈奴的屏障。
居延漢簡是居延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時代約在自漢武帝末年（公元前三世紀初）至東漢中葉（公元12世紀初）。對其共進行了4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分別在1930～1931年、1972～1976年、1986年和1999～2002年。
1930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河（弱水）流域曾作過考古調查和試掘。沿弱水兩岸，北起宗間阿瑪，南至毛目（今鼎新）約250公裏之間以及在布肯托尼與博羅鬆治約60公裏之間，發現有漢代的塞牆和鄣堡亭燧，並在其遺址中總計約發現10200枚左右竹簡。這些竹簡現藏台灣省“中央研究院”。其經過詳載於《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一書。這次出簡較多的地點，有宗間阿瑪、破城子、瓦因托尼、博羅鬆治、布肯托尼、查科爾貼、金關、地灣、大灣等。
1972年秋，由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地區和人民解放軍駐地部隊等單位組成的甘肅居延考古隊沿黑河，南起金塔縣雙城子，北至居延海進行了考古勘察。在調查、踏勘的基礎上，於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對金關、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三處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共獲得漢簡兩萬餘枚。其中在金關遺址範圍內，共開探方37個，出土簡牘11577枚；在破城子出土竹簡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竹簡195枚。這批竹簡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另外，1976年夏秋又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區進行了調查。
1986年對地灣進行發掘，開探方20多個，共獲得漢簡千餘枚，絕大多數已殘破不全，十分遺憾。
1999年秋，以內蒙古考古所副所長魏堅為首的考古人員經過三年的工作，在甲渠侯關和一係列烽燧中發現500多枚漢簡和數百件其他文物。此次發掘的後續工作至今還在進行。
在以上的四次發掘中，除出土簡牘外，還發現並出土了弓、箭、轉射、倉印、貨幣、木板畫等文物。在這些文物中，有一件棨信比較重要，信為紅色織物，上方綴係，墨筆篆書“張掖都尉棨信”六字。它可能既是通行關禁的證件，又是高級官吏的一種標識。
居延出土的漢簡絕大多數是木簡，竹簡很少，就形狀尺寸而言，有簡（紮）、兩行、牘、檢、符、觚、簽、冊、槧、檄、過所、削衣等幾種。
這些簡冊，有的是在廢棄前還在使用的文書，有的出土就連綴成冊，有的編繩雖已腐朽但仍保持原來的冊形，有的散落近處可合為一冊，有的則是散落在各處需要分類整理的。
簡冊的內容非常豐富，不僅記載了居延地區的屯戍活動和興衰曆史，而且保存了一些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文獻資料，涉及整個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民族等各個領域。
經過初步整理，在簡冊中占絕大部分的是關於居延屯戍文書檔案，而且此類簡冊占完整的文書也最多。
屯戍內容的簡冊，記載的屯戍製度非常完善，規定得詳盡而靈活，尤其著重於傳遞速度，各亭燧間的相互配合，組成一個高效率的警戒通訊體係。這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烽火製度、恢複居延都尉塞防的結構，了解整個居延軍事係統的組織、紀律及運籌指揮等，都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例如建武初年“塞上烽火品”的17枚，簡長385厘米，其中在16枚簡首部標小圓點，尾簡署標題。此簡冊記載的是居延都尉轄下的甲渠、卅井、珍北三塞臨敵報警、燔舉烽火、進守呼應、請求馳援的聯防條例。條例規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位置、人數、時間、意圖、動向以及天氣變化等各種情況下，各塞燧燔舉烽火的類別、數量、方式、如何傳遞應和，發生失誤又如何糾正等等。
另外，居延漢簡也有許多關於屯田方麵的簡牘。這有利於我們對當時屯田製度的認識。
其二是登記和統計各種名籍和兵器、奉廩、錢糧簿等的簿籍。名籍類有史卒名籍、卒家屬名籍、吏卒廩名籍、卒家屬廩名籍等，還有專門記錄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跡簿”等。
例如，出土的“騎士名籍”62枚，上中下三排橫寫，按軍營編隊，分別登記一百餘名騎士的姓名、職務和籍貫。除名籍外，還有統計各亭燧軍事裝備情況的“守禦器簿”、“折傷兵簿”和“戍卒被簿”；有記出納錢財和糧穀的“出入簿”或“食薄”等；有“驛馬名籍”和“驛馬閱具簿”，在侯官治所還有所謂“詣官簿”，即其下屬各亭燧士吏詣官辦事的登記簿；在關卡遺址中還出土有吏民出入關的登記簿和過所、符傳等。這些簿籍都各有書寫格式，按規定的內容填寫。
其三是爰書。顏師古曰：“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愛書簡冊，體現的是一份刑獄訴訟程序。據《漢書·張湯傳》記載，當時的刑訟程序是劫、掠治、傳爰書、鞫訊、論報、具獄。居延遺址著名的爰書是在甲渠侯官第22號房址內出土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共出土簡冊36枚，第36號是此檔案的標簽。
據時間、內容、簡製等判斷，這是關於甲渠候粟君與客民寇恩訴訟之事的部分存檔材料。包括爰書、都鄉嗇夫報告和居延縣所下公文。前二份爰書是寇恩的口供記錄。根據口供，甲渠候粟君雇寇恩到解得替他去賣魚，約定出賣5000條魚，要價40萬行錢，並用一頭黑公牛和27石穀作為雇工費。到了解得，寇恩賣魚不足40萬，他便把黑公牛賣了湊成32萬付粟君妻業，還欠8萬。回來後，寇恩用粟君雇他的兒子捕魚的工錢20石穀相抵。照理說，粟君還應該還給寇恩相抵餘款。可是粟君卻告到居延縣遷、都尉府，誣說寇恩賣了借給他的牛不賠償。上級要求查明此事，都鄉嗇夫便把兩次口供上報，再由居延縣批轉。……“責寇恩事”冊，對刑訟程序的前三項記載的非常完善。這樣一份較完整，描述詳盡的治獄材料，是極難得的。僅就治獄製度來說，它提供了一份基本完全的縣廷鞫訊治罪的具體過程的資料，為研究漢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居延漢簡所出述及獄訟事的簡牘不少，但由於簡冊的散亂、殘缺，過去往往不能將其內容理解清楚，現在找到了這樣完整的材料，也必將大大有助於同類簡牘的整理研究。
其四是官吏任免、軍紀賞罰等公文、公事，此類簡冊包括官吏的上任、罷免；修建土木工程等的項目、規格、用料、人數；坐罪行罰的檄書及各種碟書、律令、品約、劾狀等等。其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
第二大類是關於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的簡冊。此類簡冊很多，有武帝的兒子劉胥集團的陰謀篡權事，有竇融的功績事，有桑弘羊任大司農以後製定的贖罪令。還有王莽時期關於更改官製、改長安名稱和五均平準等事。
第三大類是紀年簡。紀年的簡冊數量比較多，記載了武帝的幾個年號有元朔元年、元狩四年、元漢二年、太始二年、征和三年、後元元年等。昭帝到王莽時期的年號基本上是連續的，宣帝時的最多。王莽到建武初，年號記載則較紊亂。這正好反映了當時農民起義等社會形勢和政治動蕩的狀態。
除了紀年號外，此類簡冊還記日、記時，這對我們研究當時的曆法製度提供了重要資料。除了以上三類簡冊外，還有很多。例如，出土的“相利善劍刀”，是一篇鑒別刀劍優劣的專著，可能是《漢書·藝文誌》所載佚書《相寶劍刀》的部分抄本，其他還有《九九術》、《急就篇》、《論語》等著述殘簡。出土的居延醫簡，不論是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還是丸、散、丹、劑等治療藥物配劑，都能從中查到實例，使我們得知當時人們的病情，對中醫學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資料。另外還有關於曆書、幹支表、天文星象、星位、日食、地理等方麵的簡冊。居延簡續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使用簡續上自春秋戰國，下至魏晉唐宋，長達一千餘年。從居延出土的簡牘來看，書體基本上為隸書章草，書法已基本趨於成熟。從點畫到結構，從簡白到行氣都極其講究。工整的隸書端莊謹嚴，筆筆不苟，飄逸俊秀；而大量章草簡冊，用筆自然簡潔，運轉流暢，銜接自然。這些簡冊多為下級小吏所書，由此可見當時書法的整體水平是很高的。簡牘書法幾種字體各具特色，筆姿精妙，古雅典麗，實為中國書法史上的輝煌篇章，對其觀摩研究，勢必促進當代書法藝術的繁榮。
居延漢簡從第一次被發現一直到現在，人們對它的研究一直就沒有停止過。而且，隨著居延漢簡進一步的分類整理和考古發掘，人們對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
總括過去，對居延漢簡的研究大體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地考釋簡文，第二階段基本上是結合簡文作曆史考證，第三階段是結合簡冊的出土地點、類型、內容，從屯戍檔案等角度做全麵的分析。隨著居延漢簡的進一步的分類整理和考古發掘，人們對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例如，李振宏、孫英民先生著《居延漢簡人名編年》一書，是以人名作係聯而進行研究的。羅先文先生的《（居延漢簡）“病名籍”簡發徽》則是從醫療製度方麵來進行專題的研究。
秦始皇陵兵馬俑和銅車馬
秦始皇陵位於臨潼市郊外，經測定，陵園的建築麵積21295萬平方米。秦始皇的地宮在陵園偏南的地方，為一高大的墳丘，呈三級階梯狀，墳丘現存的高度為76米。
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建築高度要比現在高出40多米。可見當年秦始皇陵何其雄偉壯觀，簡直可與埃及古王國的金字塔媲美。秦始皇陵的外圍有兩重，均為南北長方形。科學家們對秦始皇陵附近的土壤測定的結果證明這一帶的土壤中汞的含量非常之高，說明《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記載並非沒有根據。但是，從對文物古跡保護的角度看，今後是否需要全麵發掘，尚未提到日程上來。
1974年臨潼縣（現在的臨潼市）宴寨鄉西楊村的農民在秦始皇陵墓東側打井的時候，偶然發現了陶俑的碎片和鋼鐵、弩機等。他們將搜到的陶片經過拚兌修複，驚奇地發現這是一些和真人大小相仿的秦俑。此後，新的發現越來越多，發掘的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經國務院批準，於1978年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以便長期從事發掘和研究。此發掘至今仍然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