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來祖師之法不可輕傳啊，”千塵道長左後方的那位道長一甩拂塵，“雖然我們都已經閉關多年，不問世事，但是近幾年少林寺廣開山門，成立武校，甚至都上市了的事情可是轟動一時啊。”
曹操等人都還沒有和佛門的人說上兩句話，後來的道門就已經和佛門吵的不可開交了，嶽棟等人站在一邊，正好看著兩派的人撕逼。
作為華夏傳承時間最久，流傳度最廣的兩大教派，佛門和道門的矛盾由來已久。
佛教傳入中土，道門衛道者一則以佛教來自阿三國，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從。二則以華夷地域不同，益證老子序中以東為木，屬陽，為道之所出；西為金，屬陰，為佛之所生。陽尊陰卑，故道教優於佛教。三則以華夷之間，種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華人不當信。四則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國家之衰亂，故不應信。自道教初興，佛教東來，初期頗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所標義旨，間有相同。佛教傳入之初，譯天竺文為漢字，嚐襲用道家字義，後道家亦有襲用佛教教義者。惟道家對於佛教之輸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遂與之發生衝突。佛道之爭曆漢、魏、晉、南北朝越過隋唐明清而經久不衰。
佛道之爭，不僅是教派、教義和信仰之爭，也往往和人間帝王之愛惡親仇交織在一起，結果有力者較易獲勝，失敗者，每遭毀滅之厄運。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東漢，迦攝摩騰與費長房等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評神仙說；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亦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說明佛本源於道，為後世論爭的重要材料；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的宗教性質。
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係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係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薑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論爭結果，薑斌被論破，流放至馬邑。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低劣。然而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朝廷政策的壓迫，即是曆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對佛教的打擊。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麵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武德八年，朝廷定道、儒、佛之順位。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麵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之弟子李誌常占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朝廷令二人對論，誌常敗論，帝遂勒令燒毀《道德經》以外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偽經；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直至今日仍然不絕。
ps:本來說上午發的，但是睡的太晚了，睡的時候天都快亮，結果無月就從天快亮一覺睡到了天快黑，起來後又做了些別的事情，剛想起來更新的事兒，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