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誰麵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麼大抵，誰已老了。並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裏，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麵上即使不動聲色，內心裏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隻剩對麵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於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而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隻能減輕它，衝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裏，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於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隻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裏，我麵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將哥哥送回病房之後，肯定會前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將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祈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六歲，今年已經六十八周歲了。從二十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裏度過的。他是那麼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隻有當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十年，不病不癱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看來，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於我，使我再有十年的無病歲月。隻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於一個四十八年裏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並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裏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如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願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準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願，絕不後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時，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後來是這麼說的。我卻隻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著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著瓢潑大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裏，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著說立刻就要吃。於是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隻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於心不忍地看著哥哥冒雨衝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鍾點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將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著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隻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著，哭著，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著的蛋糕在帽兜裏。那時刻他不是像什麼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著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還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於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裏了……
是的，我頭腦中隻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麼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於是我內心裏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幹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隻不過在我心裏，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有不少次，我曾這麼祈禱：上帝嗬，讓他死吧！並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於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鬱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裏，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隻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裏。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並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對父親來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裏長征，盡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裏回到哈爾濱的家裏，每次都要經曆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隻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餘元，每月再攢十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裏了。到過我家裏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舍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於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裏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麵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麵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麼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裏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裏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共青團的幹部，他屬於那種多項榮譽加於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裏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裏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裏，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幹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髒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隻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幹。每月隻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但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裏，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裏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裏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隻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爐火並沒生，屋裏冷森森的，鍋裏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隻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麵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鍾。對於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鍾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決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隻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裏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麼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隻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裏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後，能分配到較令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上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幹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麵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著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裏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裏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於房頂處處破損，屋裏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的，唯恐麵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麵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並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裏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裏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裏來了。母親往往在明白了真相後，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裏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麼譴責我：你為什麼要逃學呢？為什麼不愛學習呢？上學對於你就是那麼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麼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而往往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母親不願哥哥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他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並不分辯。我內心裏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於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