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垂落的悲劇
懷人紀事
作者：程樹榛
很長時間以來，我害怕看見高大的煙囪，不管在什麼地方，隻要見到它，總是急匆匆地走過，連頭都不回。其原因很簡單，它和我青年時代一位朋友的悲劇命運聯係在一起，每想到他，我的心頭便隱隱作痛，心潮起伏，難以平複。
這個朋友名叫劉西戎，乃四川成都人士，出身於一家望族，據傳為三國時代蜀主劉備的後裔，祖父是大清的舉人，父親曾官居國民黨政權的要職，曆代先人和父母又都是讀書人，稱得上書香門第。劉西戎因襲家風，自幼聰穎好學，博聞強記，在校讀書時，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為師友所稱羨。五十年代中期，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四川大學機械係，後被分配到北京到國家一機部所屬的機械科學研究院作技術員。這在當年來說，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工作崗位了。當年能夠從遙遠的四川來到京城工作，不是一般大學畢業生都可以達到的生活厚遇；而老劉卻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不能不說是生活的幸運兒。他也未辜負這個厚遇，到了工作崗位後，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表現得很為出色，不久便被評為一級技術員，離工程師僅有一步之差。那個年代，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對知識分子的嚴格要求與特殊關愛吧？），大學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升級很難，多少年也不長一級；工程師幾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能升為一級技術員，已是鳳毛麟角了。
老劉這個人雖然業務精湛，但是，在性格上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孤高自許，離群索居，一切都我行我素。因此，許多同事包括領導都對他有點“看法”，不願和他接近；他也便像通常人們所說的“人緣不好”，而他又不注意改正，所以在單位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五七年反右運動時，有心人就曾打過他的“主意”，想讓他往“百分之五”那邊靠，給他戴上那頂可愛的“桂冠”，可是，仔細一查，在“鳴放”時他一言未發，大字報一張未寫，和那些“活躍人物”沒任何來往，實在是抓不著他的“辮子”，他也就因此僥幸過關，躲過那一劫；以後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他自然是一麵地地道道的“白旗”了，應該堅決“拔”掉的，隻是當時他正在負責一個科研項目，一時又無人代替，於是，又被他僥幸“滑”過去了。就像他的一些同事所形容的屬於“漏網之魚”了。
可是，正如俗話所說：事不過三。到了六十年代初，由於某些人頭腦發熱，在全國範圍內搞什麼“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僅勞民傷財，還搞得全國經濟失調，工農業大幅減產，以致釀成了“三年困難時期”，中華大地到處餓殍遍地，民不聊生。為解燃眉之急，國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應急措施。於是，大城市、大機關的人員大量精簡、下放，以緩解城市壓力。精簡、下放什麼人呢？這時，劉西戎平日的那些“弱點”和“缺點”現在終於適時地暴露出來，導致為領導和同事所實在難容，因而便成了本單位第一批下放對象，在臨別首都時，他也居然披紅戴花，光彩了一回。
不過，他的較強的業務能力這次又“救”了他一把。有關方麵居然考慮了他這個特點，沒有把他放到農村去修理地球，而是下放到遠離北京的遙遠的北大荒一所新建的工廠、即後來鼎鼎大名的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具體放到了產品設計處，仍然讓他從事技術工作，讓他發揮“一技之長”。當時，我正好剛剛從天津大學機械係畢業不久，也分配在這個廠的設計處作技術員，於是我們便成了同事。
初來工廠時，他住在單身宿舍，每天“三點一線”，從不逾越一步，即：出了宿舍門，便進食堂門，然後進辦公室門，周而複始。此時，因人地生疏，他更加鬱鬱寡歡了。幹什麼總是獨來獨往，除了因業務關係與同事有些接觸外，很少和別人說上一句話，而且不管是大小會他總是守口如瓶，不發一言，不論主持會議的人怎樣啟發動員，他均以淡淡一笑作為回答。那時，全民正在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人人都要進行“天天讀”，我們科的領導在這方麵更加積極，更有創造性，他獨出心裁地要求我們每天提前半小時來到辦公室，集體朗讀毛主席的“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對這種革命化的創議，我們當然都得服從。每天按時進門入座，把紅寶書規規矩矩地放在麵前，科長一聲號令，我們便齊聲朗讀起來。但是，在朗讀過程中，其他人都高聲朗朗，唯恐別人聽不見；然而劉西戎卻隻是默默念叨，誰也聽不到他的聲音。個別“學毛著”的虔誠者曾經多次提醒他，他仍然是笑而不言，依然故我。為此領導感到很惱火，多次想要發作，但轉而又想到，其人在業務上處處高人一籌，好多技術難題，到他那兒都會迎刃而解，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手，連處的領導都不得不器重他，科長隻好隱忍了。
一開始，老劉對我也是非常冷淡的。我們兩個雖在一個業務科組，但很少有所交流。我那時年輕氣盛，自尊心很強，對他的孤高自傲一點也不讚賞，當然也不去主動接觸他，彼此均視作路人。
沒想到，過不多久，他忽然竟主動找我搭訕了。原來他不知是自己觀察還是聽別人講的，知道我雖然畢業於工業大學，卻還是一個舞文弄墨的業餘文學作者，家裏有不少文藝書籍。而他也很喜愛文學，且嗜書如命，因此便覺得與我有了些許共同語言。有一天，我們科裏的其他同誌不知做什麼去了，室內隻有我和老劉兩個人。他突然問我，府上有沒有《約翰·克利斯托夫》這本書？他想借去看看。當時社會上正在批判這部作品，說它宣揚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崇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充滿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有毒氣息。我手頭雖然有一部，怎敢隨便借給他人？這樣，豈不落個“散放資產階級毒素”的罪名？但我又是個不善於撒謊的人，當即便吱吱唔唔地說，是有一部，被一位朋友借去看了。他卻執著地說，等還回來再借給我看看。我隨意地點點頭。
但此事我沒怎麼放在心上，過後也就忘了。誰知過不多久，他竟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找到我的家裏來了。對他這樣的稀客，我當然優禮有加，熱情招待。誰知他進門之後連坐都沒坐，開門見山便說：我是向您借那部書來了，這樣的書你拿到辦公室不方便，所以我便冒昧地到府上來借。請您放心，我隻一個人看，看完就還，決不傳給他人；縱有別人看見，我也不說是從您這兒借的。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話，是平日所少見的。看他如此心誠意懇，考慮得又如此周全，我不好意思拒絕了，於是便把書借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