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自學成材。那些活教材令我著迷卻錯綜複雜，一些問題糾結於心對人羞於啟齒。在漫長的青春期我以一種做賊的心理偷窺著世界。我也以為自己是無恥的，下流的。我應該如同那些聽父母話和老師話的孩子，上學下學，隻與同性說話，把自己埋藏在寬大的運動衫裏隱去性別，隻暢談理想與未來。
我穆爸曾經參加過一次我的家長會。老師說到我“和男生看電影的品質問題”的時候，我在場，低著頭，像個被揪住的蕩婦似的，把牙齒咬得緊緊的，恨不能眼睛裏飛出刀子。但是我也隻能把憎恨埋藏於內心深部。我穆爸卻大聲爆發起來：“誰有品質問題，請說說清楚！”他口齒清晰地說。“什麼是品質問題？我是搞組織工作的，現在單位給小青年做思想工作品質問題這幾個字都慎用了，作為老師這樣描述一個孩子，是不是太過分了、太武斷了？！”我穆爸推著眼鏡問。
“看看她啊！天天跟男生滑旱冰，那幾個男生就是這一帶有名的小混混啊！你們要是不配合，我們更不好管了！”
“滑旱冰就有品質問題啊？鍛煉身體有錯嗎？你小時候不和男生一塊做早操啊一塊跑步嗎——那不就結了。那是品質問題嗎？你有證據嗎？你這樣說合適嗎？你憑什麼這麼說！你現在就說清楚。不說清楚我找你們黨委去！正人先正己。你看人眼光都是歪的，你配當老師嗎你……”我穆爸氣呼呼地將每個字槍彈般發射出來。老師也鼓著胸脯高叫著：“這是怎麼說話呢！還在單位當領導呢！”學校教思想政治課的老太太，後來出來解圍，道歉。似乎還說了“她是個可造之才，要引導”之類的話，也說了“缺乏愛”。
在回家的時候我穆爸推著自行車，我走在自行車另一側，手推在後座子，以示我的歸順。後座上纏著一個綠白相間的細麻線繩。但是我們都沒說話。從小到大我隻是想一個人對我說一聲，哦，你是這麼想的，傻不傻？這就夠了。我不知道應該包裹堅硬的外殼，還是開放柔軟的自己。但兩者都令我痛楚。我把自己分成幾半，而哪一個都不是我。我穆爸讓我感受到充足的太陽光，好像把天天陰鬱的發黴的角落都曬透了，我心裏暢快極了。
我弟淘淘次年出生，再過了年是我妹米米。那陣子人們買電視、買冰箱、買錄音機。燙頭的人多起來，燙大花的、三角裝的、燙頭簾的，又刻板又拘禁，個個像帶了鋼絲假發。每天早晨，那些有胸有屁股的成年女人，花枝招展的上演她們的日常生活。電影院正放電影《布拉格之戀》。女主角叫什麼我忘了，我房間的餅幹筒上就是她。我每一次吃餅幹，都夢想著成為她——水麵破了，淡藍色被更深的藍紫色切割，那是她的泳裝，水麵上的象棋盤也隨著水波動蕩起來。
我穆爸天天張羅著買紅棗、鯽魚蘿卜和紅皮雞蛋，可我隻想買件紫色風衣，就是電影畫報上常見的、豎著領子的、栗原小卷穿的那種。我把買早點的錢攢下來，也攢了十多塊錢了。
“我想買件風衣。”有一天對我穆爸說。以前我跟我父親撒謊撒慣了。現在我跟我穆爸有話可以直說出來，他即使拒絕我也不怕。
我拿著他給的十塊元，和了自己的錢，捏成卷，立刻跑到百貨商場買了一件。醬紫色的，最小號，記得當時是十七塊六。大衣櫃的鏡子質量實在很糟，左三分之一的部分把人抻拉成細長，右三分之一的部分把人橫拉成寬胖。我站立時的反映，須覆蓋整麵鏡子，因此人形顯得左右失調。但我仍然幸福無比。我哥下班回家，擺弄家裏四喇叭錄音機，倒著磁帶。
“看看怎麼樣？”
“行。”他頭也不抬。
“十七塊六！穆爸給的錢。”
“對，以後管他要”，我哥吊兒郎當道：“反正我沒錢。”
我穆爸天天燉鯽魚湯。他南方人，做魚是很有一手的。我常常看見他在早市裏買回活魚放在盆裏養著，我放學的時候看見院子裏四處血跡斑斑。那些不知道哪來的野貓逡巡於四周，嚎叫的聲音倒像荒野中的狼。它們恐是餓急了。我穆爸把魚鰾之類的雜碎扔向房頂，然後將白蘿卜蔥薑蒜切成大段，外加香菇和筍。湯自然是白而濃的。他不往湯裏倒醬油。偶有一次我母親誤倒了醬油，白魚湯成為醬色，他就急了，是真急。“嚇”地一聲叫起來，嚷道：“說了多少遍了，哪有清燉魚加醬油的？！”我們都說湊合吃吧，但他不行，必須將醬油湯倒了，再放入開水，小火重新頓一遍，一邊叨嘮著“一動手就添亂”。他在院子裏殺鱔魚我也是常常去看的：先用釘子將鱔魚頭釘住了，一手揪住尾巴，將它繃成一道直線。另一手拿一個小刀片，徑直從頭剖到尾。我弟我妹是不大敢看著，手揪住我衣襟躲在我背後。
我難免將我穆爸和我父親進行比較。我看見全是他們的背影。一個當然是高大健碩的，漂亮的，強硬的，厲害全在嘴上，一陣東一陣西地不好捉摸。另一個卻是隨和的，好脾氣的，卻在原則中頑固地堅持，一點不肯讓步的。我甚至想如果他們見了麵發生衝突的時候，誰會是占了上風的，他們究竟哪一個是勇敢的、厲害的角色。那時候正流行各色武打片。我覺得我父親是南拳北腿以硬碰硬急赤白臉的，我穆爸卻穿著中式白綢子衣衫推太極一般，總能轉敗為勝化險為夷。
4
那幾年我們沒怎麼見過我父親。他住在京郊部隊大院裏，排場大得很，還有勤務兵。有好幾回，他讓勤務兵給我們送來蘋果，一整箱一整箱的，都被我們沒有心肝地吃了。但是吃完了就忘記了哪來的，轉而對我穆爸道：“穆爸，再買點唄。”我們很少去看我父親，聽說他找了個從沒有結過婚的老阿姨，但她也隻是影子一樣漂浮在他的傳說裏，我們沒見過幾次。她後來也很早就過世了。我們當時有一個沸騰的家庭，弟弟鬧，妹妹哭。母親幸福而滿足。我哥懶得理這些事，事實上他後來就很少回家了。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已睡下了。淩晨時門被“砰砰砰”敲響，我母親開門的時候我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使她居然睡衣也不換、房門也沒關地徑自衝出去。我妹尚小，但也似乎預感到一件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竟在睡眠中哭了起來。我母親回來時天已經亮了。她眼睛腫著，頭發蓬亂，手一直在抖，原來隻有四十多歲，但猛地一看跟五十多似的。我們長大了以後她很少牽我們的手。但她那天一手牽著我一手牽著我弟，隻囑咐鄰居幫忙照看我妹，不說話地緊往外走。我們來到街上。這時候還沒有什麼車輛。在上世紀80年代的北京本身汽車就是少的，來來往往全是自行車。天剛蒙蒙亮，走了不久，遠遠地看見圍了一圈人，一輛公共汽車橫著停在路邊，不遠處倒著一輛自行車。我睡意未消，然而突然就醒了過來，頭皮都緊了，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那自行車上前麵綁一隻小竹椅，車把上掛著連接了許多窟窿的網兜，車座上纏著一個綠白相間的細麻線繩。車輪是扁的，不成形狀地癱倒在地，像我們一樣。我弟嚇得“哇”地哭起來。
“跪下，跪下，你們倆快跪下，快點，跪下……”我母親小聲而緊張地，反反複複嘟囔，擔心被別人聽到似的。我們三個腿一軟就半蹲半跪下來。我沒有看見我穆爸，隻看見地上的血跡呈放射狀向外潑散出去。遠處還甩了他的一隻鞋子。“鞋都掉了，人肯定沒戲了。”我聽見有人說。
我現在仍然記得那一天朦朧中的許多人的腿，還有各式各樣的鞋子：塑料涼鞋，皮涼鞋，拖鞋，丁字皮鞋，扣襻布鞋，老頭鞋，還有塑料白邊片鞋。我記得他們的下半身和他們的聲音。我和我弟分別在我母親一邊，我們仨靠在一起渾身發抖。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我母親為什麼那樣做——為什麼要跪？她心裏對我父親和我穆爸究竟哪一個更好一些？我無法細分她的感情，但又覺得她是對的。我們這樣做並沒覺著有何不妥。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我們覺得上牙齒嗒嗒嗒嗒撞擊著下牙齒，整個地麵也隨著我們的顫抖顫抖起來，之後的任何一次恐懼也沒有超過那一次的劇烈程度。我們全然忘記了天已大亮，上班人漸漸多起來。那時候人們是很喜歡看熱鬧的，裏三層外三層圍了很多人，這讓我感到難堪。還是一個我母親單位的同事，路過時把我們拉起來勸止了。走的時候不知是誰，塞給我摔在地上的我穆爸破碎了的眼鏡。
我穆爸在醫院搶救了三天。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的臉已經腫脹得臉盆一樣大，一直在昏迷。他終於去了，沒有留下話。那時早市是稀罕的。他是淩晨三四點鍾想去早市給我媽買隻烏雞時出的事。他騎車橫穿馬路，公共汽車呼嘯著開得隆重而迅猛，一下子把他撞出十來米遠。但責任在他，公交車單位是國營的，隻是從感情上給予人道主義慰問罷了。那是個秋天，葉子下雨一般紛紛地落下。北京的街頭紅牆灰瓦，給銀杏葉子一點綴，完全帶了傷感的意味。我們沒法不傷感。他給了我們一直想要的，我們以為有了。但是我們曾經有了的，忽然又沒有了。
生和死是在瞬間完成的。我母親很快老去了。我回家抱起我弟我妹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當了母親了。我抱著他們的溫熱的身體，張大嘴嘔吐一樣哭起來。我的哭不僅是哭我穆爸，我隻是覺得我和我弟我妹，怎麼命運是一樣的？都是缺少父親的。而世界這麼慌亂，又冷，又動蕩，嗅著血腥味的野獸出沒，世界上隻有我們幾個人相互依存。我都不知道究竟誰更可憐一些。
我又開始到我父親那去。我已經上了高中了，個子瘦高，頭發披散，臉卻長得越來越像他。去的時候偶爾可以看見那個老阿姨，她每次都好奇地在我臉上端詳著，然後影子一樣不見了。我見了我父親，除了吃頓飯，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那個院子從來都是秋天，從來的都是黃昏，從來都是暗的。
“你媽還好吧？”我父親問。
“還好。”
“好就好。”
他給我錢，我不要。但我終於還是拿了，滿心慚愧地，臉都紅了。我必須勤勞和懂事，滿屋子地找活幹，擦地板或者刷馬桶。我從樓梯到窗台都細心抹一遍，也擦了桌上的花瓶、鬧鍾、相片框，還有台燈，連花盆下麵的墊盤都擦幹淨了。那時候一般的家庭沒有馬桶，頂多有一個簡易的蹲池，但我父親家裏已經有馬桶了。他其實也是有保姆的，但我還是希望馬桶越髒越好，那樣就可以顯示我勞動的成效。這中間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邏輯，到現在我也不甚清晰。但隻有在這樣的邏輯裏我才是舒服的。
且慢，那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我父母年輕時代的照片。在頤和園的漢白玉石柱的兩側，她在左，他在右，都穿著軍裝，他們的微笑健康而漂亮。雖是黑白照片，卻可以看出臉上泛起的光澤。那時世界對他們來說，每一天都是向上的，蓬勃的，飽滿的。而現在，他們把我的世界分裂成兩個部分，像電影中的蒙太奇：一個人被劈成兩半。但是每半個他，又迅速增生、複原成一個完整的人。現在，我隻有把我的五髒六腑擠壓揪扯到左半邊來，右半邊身體完全是空洞的。
他完全應該把這張相片換掉，他為什麼不換掉呢？
我對我父親本有一肚子話想說，胸腔被填得滿滿的。但真正麵對他的時候，又非常奇異地，那些原來儲存好的話語竟然全都不見，氣氛又變作僵化而嚴肅。
“不錯，最近有進步，懂事了。”他說。
我點頭稱是。
“考試成績怎麼樣？考大學有沒有把握？”
“湊合吧。”我說。
“你媽現在精神狀態還可以吧？”
“可以。”
“恢複了吧？”
“恢複了。”
“沒垮了吧？”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令我反感起來。
“沒——有。”我把聲音拖長，恢複了吊爾郎當的口氣。又覺不夠，繼而故意道：“她現在好著呢，我弟我妹那麼活泛，夠她忙的。”遂沒再聽到我父親的聲音。我暗暗笑了起來。如果有鏡子，我會看見自己的笑容多麼的邪惡和猙獰。
5
我哥結婚那年，離開了工廠，和朋友合開了一家出租車公司。正值90年代初期，街上到處流行小黃麵的。北京人已經開始學會打車了。“跑半個城才十塊錢！忒便宜了。”有人說。“外國人打車都這樣。”他們大拇指上翹，做了一個“高”的手勢。他們可不是第一撥開出租汽車公司的。他們隻是低價收購半舊的車子，然後出租下去收份子錢，一來二去也收了五六十輛了，形成了中等的規模。
我哥的朋友叫老趙，是他出的錢，我哥隻替他管事，每天也被司機們趕著叫總經理總經理的。老趙早年在秀水街練攤，頗掙了些錢。剃個寸頭，說話喜歡拍胸脯。那幾年我哥起早貪黑，常常在公司值夜班，或者有出租車出事的時候，充當救援去現場拖車又修車的。再還來開始在周邊省份買車又賣車，倒騰來倒騰去，掙些小錢。有時候買車要到山東或者河北。他跟小拖，他的朋友，兩人開著車去，再一人分別開一輛車開回來。我嫂生孩子的那幾個月他都忙得不在身邊。有一回他驕傲地告訴我，他的車在高速路上飛馳，撞上了一隻反應遲鈍的鳥。
他性子沒變，隻是突然胖了。人高馬大，力舉千鈞，平頭，兩鬢角透著青皮。抱他兒子的時候像隨時拈起一隻玩具似的，將他玩得上下翻飛，呲哇亂叫。他開車當然也是爆裂和莽撞的。有一回我坐他的車，前邊有輛車別了他一下，那司機還示威地衝他伸起了一根中指。當時的驚險實況隻能用警匪片來形狀。我坐副座，車子忽左忽右，反應之迅捷和精準簡直無與倫比。我幾乎看見右側反光鏡要抵住對方車頭了，就雙手抱頭，等著“啪”地一聲爆裂，說時遲那時快，竟然沒有，隻是“吱”地劇烈刹車，我身體往前一傾。我哥下車，拉開對方車門，當胸給他一拳。那男人本能地解安全帶，但被一隻熊掌按住動彈不得。我在副座上大喊：“別打！別打別打，有話好好說。”我哥衝那人道：“是你丫先裝孫子的！要不你開車走，要不你出來打一架——估計你也不是個！”那男人確實看見了一隻狗熊擋住了車門，一時氣餒，不發一言。我哥“咣當”關上門，上車，飛奔而去。他哼起歌來，我的心卻狂跳不止。我人長大了，膽子卻是越來越小了。
那時候人卻是越來越聰明了。我是後來聽我嫂說的：老趙從來不來上班，份子錢是直接打到他賬上的。工資的事卻沒有一樣是兌現的。因為他倆是朋友，所以錢的事從來不掛在嘴上。我哥幹了大半年，老趙還是毫無音訊。我嫂就攛掇他去問老趙。我哥想了想終於還是去問了。他的問，顯然是沒有任何技巧的。大約是打個電話給老趙，劈頭就問：“老趙，事幹了，錢什麼時候給啊——咱們哥們，你別為難。”老趙吃驚道：“肯定給，不給錢那哪是哥們，那是孫子。你要信我，就等等。咱們哥們這麼多年，我當你朋友。你不信我是不是？”他的話顯然戳對了地方，一句話就把我哥嘴堵住了。我哥還當這是在少年時代的角鬥場上呢。因此臉鐵了青，沉默一會道：“沒說不信你。以後我不再提了，你看著吧。”把電話撂了。後來我嫂催了多次，我哥聽了都急：“你別煩我！”他堅決不再找老趙了，老趙竟也不了了之。這半年的工資算是我哥交的學費。他打鬥固然總是贏的，但是在鬥心眼這件事上，永遠不是他的擅長。
是一個冬天吧，我哥是纏著紗布被火車運回來的。那時候我剛上大二。小拖的敘述隻能相信一半。我敢斷定他是一個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的人。他不會為我哥拚命的。但是當時那情形，拚命也是沒有用的。大約是他們倆一塊倒騰一輛舊車，去山西一個縣城提貨。那地方刮風，土太大，他們“呸呸”往往地上吐唾沫。住店的時候我哥問多少錢一晚。老板也是一個矮個青頭小夥，胳膊上紋了五顆小星，又有一條細密的青龍，尾巴盤旋於耳朵，四爪龍身沿胳膊張牙舞爪地順勢而下，龍須直紋到手背上。小拖說他當時小聲勸我哥別在這住店，一看老板就覺得不是善茬。但我哥那人我們都是知道的，越是麵對硬茬越是混不吝。況且他都問出了話，即刻轉身走了，實在是一件很沒有頭臉的事。
“八十六塊。”那老板說。
“貴點兒。”我哥以男人的方式友好道，還歪頭笑了笑。
“你到別處問問，都這個價。”
“再沒別的了？”
“再沒什麼。”
他們交了兩人的錢。老板說：“八十六塊單是夜裏。白天也住吧？白天住房間還是把行李放前台？”他話一出，兩個人的氣場就對上了。小拖還在那裏辯理呢，說老板不對呀，剛才不說的是一天的價嗎？誰把白天夜裏單算呀？真是無賴。我哥翻翻眼睛也不看他，隻盯著桌上的一隻金色招財貓道：“好好說話，說人話。”
那小老板反倒笑了，道：“你不住可以走啊。有本事自己把錢從抽屜裏拿出來，不敢拿不是站在撒尿的。”話音未落我哥手已經將抽屜“嘩”地抽出來，抓起不知多少錢轉身就走，那抽屜在身後灑了一地東西。後頭有三五個人立刻大叫起來：“搶錢啦！大白天搶錢啦！抓住他！”他們兩人就一前一後腳步一快就跑起來了。街上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多人，四邊是老舊而高大的青牆石頭墩，街上的攤子胡亂倒了一地。他們在前頭跑，他們在後頭追。小拖跑著跑著摔倒了，又是作揖又是告饒的，還是有幾個人用腳踹了他的頭臉。我哥抄起一條長凳子眼睛都紅了。恐是他們的一個人，頭上先著了一下，血立時噴出來，濺了他一臉。另一個人恐是抵擋的時候胳膊折了，疼得齜牙咧嘴地捂住，大叫道：“按住他按住他。”然後就有人包抄，從後麵摟住了他脖子，前有狼後有虎的。山西人是穿布鞋的，如果是靴子，恐怕他眼睛當時就瞎了。那一腳一腳的全蹬在他頭上，眼眶也破了，左肋骨折了幾根。後來有安防跑來了，但安防也是拉偏架的，跟這店主是拐了幾道彎的二侄子，胡亂嚷嚷幾句，眼瞧著五六個人對付一個人。他的眼睛漸漸地看不清晰了，怎麼看怎麼安防的臉和手都是紅色的，人慢慢塌下去。但見那人張大嘴對著他，高聲問：“你哪裏來的……問-你-哪-裏-來-的？是北京的？”遂回頭大喊道：“二叔，北京的！北京的官多，快散了吧你們，看還愣著！”
大板車拉他到醫院時他喘著粗氣隻嚷著疼，又被送到急診搶救。派出所電話通知的時候，我嫂子我母親這邊已經瘋了。我母親是從來不給我父親打電話的，她甚至沒有他的電話號碼。那時候大約是晚上九十點鍾，我在院子外邊的公共電話亭幾次手都撥錯了號碼——一隻黑色的座機，上麵是鐵銀色的小小轉盤，一撥號碼一小段鍾表盤的機械聲——我的手指頭怎麼也插不對它的孔隙。我母親靠在我身邊渾身亂抖。我說：“爸爸，爸爸，我媽跟你說話。”電話就遞給了我母親。我有好多年沒有聽見過他們對話了。他與她似乎從不在一個時空下出現。她在秋天而他在冬天。我看見我父親的時候是一個場景，看見我母親的時候是另一個的場景。我們倒是常常在兩個世界之間穿梭著。但現在這個兩個人忽然被一條電話線牽連到一處，秋天下了大雪，我們三個人都沒有思想準備，一時間愣在那裏。
“怎麼了？什麼事大驚小怪的？”我聽見我父親在那邊說話。
“三根，是三根肋骨，斷了三跟肋骨。”我母親說：“人現在在醫院搶救呢。是左肺……左肺穿破了。派出所還得拘他，他搶人家的錢……”我母親說著說著哭起來，人一軟剛要坐到地上，忽然又燙了似的彈跳起來，手扭住電話線，啃一根玉米一樣的姿態幾乎咬住話筒，叫喊：“你不能不管他，你不能不管他。你從小就打他，你下手那麼狠。他太苦了，你不能不管他！”我母親從來沒有說起過從前的事，我以為她已經忘記了。她的敘述前言不搭後語的，忽然轉了向，對我父親指摘叫罵起來。
“怎麼什麼時候都是半瘋的……”我聽見我父親在電話筒裏憤怒道，已撂了電話。我母親蹲了下去，一邊嚷著：“他不是人，他不是人。他怎麼不管他兒子！這是什麼時候，他不管他兒子！他不是人。”
我一邊攙著我母親一邊道：“媽，媽！他沒說不管啊，我聽他沒這麼說，他不能不管。”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我忽然知道我父親要做什麼、怎麼做。我忽然看見了他做事的前因後果和內外邏輯。我想我完全能夠猜中他。也許是我母親過於激動了，她的瘋狂反而一道閃電一樣，照亮了原先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我腦袋裏原先一片黑暗，忽如一盞盞小燈泡噗噗全亮了，使那些糾結線頭的往複去留，一時全都清晰。但是我母親是那樣的書生氣，在她的心裏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她要的就是是非曲直一清二楚，凡事求一個究竟。然而她對他卻不能夠，什麼究竟也不能夠求到——也許女人對男人，一輩子從來都是一知半解。而男人對女人也是。現在我哥不在身邊，我覺得頃刻間我就成為了我父親。“回家去。”我說：“媽媽咱們回去，現在就回家去。”
我母親似乎已經完成魔怔了。她要馬上收拾東西去買火車票，她在屋子裏四處亂轉，她臉上的每一塊肌肉都是緊張的，涕淚橫流又不知所措。“我現在就去找他！就是因為他，他把這個家毀啦，我也要把他毀掉！”我遂以足以令自己吃驚的音量叫起來：“你瘋啦！你這樣能救我哥嗎？”我話音未落我母親的巴掌就落在我臉上。我們兩個憤怒的眼睛直對著，幾乎眼珠要暴突出來。
我到我父親家裏來的時候已經入夜了。他的排兵布陣顯然有著周密邏輯。他在山西有朋友，部隊與地方警力之間顯然有著密切的聯係。我哥很快被轉到部隊醫院。他命是保住了，隻是必須要開胸切除小部分的肺。他以後再不能進行大運動量的活動，他不能長時間地開車，當然更不能走高速。他既不能長時間坐著也不能長時間站著，他必須緩慢地行走。他的兩根肋骨接上了，另一根必須截斷。他掉了一顆門牙兩顆後槽牙，因而左腮癟了下去。兩個星期以後我跟我嫂去火車站接他的時候，看他人瘦了一圈，襯衫領口裏頭纏著白紗布，歪戴個帽子，外罩一個藍黑的大衣外套，像一個老人一樣被攙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