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沿海區域性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
特稿
作者：張鴻雁 房冠辛
摘 要：中國城市社會的發展模式已經到來。處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前列的江蘇省如何進一步提升現代化的水平並創造“均好性現代化”，尤其是如何提升發展程度較為薄弱的沿海城市集群的能級水平，越來越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基於此，從全球競爭力需要和江蘇省沿海區域創新發展出發，並將現代化理論與城市化理論兩大視角結合，提出了針對江蘇沿海城市區域的創新發展戰略，試圖將理論創新與解決方案式研究有機整合。
關鍵詞：基本現代化；區域發展創新；沿海城市；江蘇現代化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urban society of China has taken shape. How will Jiangsu Province， lea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further enhances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and create an “even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how will it improves the capacity of the coastal city clusters that ar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is becoming a more and more urgent problem. Therefore， by taking the necessity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region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into account and combin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urbanization theory， the Articl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attempt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olution research.
Key words：basic modernization；region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coastal cities；moder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01-04-（12）
1 全球城市競爭時代的來臨：江蘇沿海城市必須承擔的曆史使命
中國正在進入城市社會，全球城市化時代已經來臨！全球化的發展已經呈現出複雜多變的演化態勢。“當代全球化有四個特點：一是速度，在全球範圍高速展開；二是全球化的影響是對於人類整體的；三是全球化是多維度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技術、法律、時尚等，形成全球性的社會全麵依賴關係；四是全球範圍的城市化行動者正在創造全新的城市”[1]。並且這種全球化的趨勢從長遠來看是不可逆轉的，沒有任何國家或是地區可以脫離其單獨發展，其本質原因是因為，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本身就是人類現代化的結果和形式。
在全球化的發展中，城市正在取代企業，成為世界全球化競爭主角和平台。[2]麵對全球化大潮，所有的國家都必須麵對，這種無路可退又必須參與的全球化大舞台，呈現了一個愈加清楚的事實，即各種形式的資源要素借助交通、通訊技術和近乎一體化的關稅政策體係在全世界自由流通，直接導致了世界各地必須立足自身的獨有資源稟賦和優勢在一個更加龐大、更加複雜、前景更加廣大的舞台上與其他地方進行競爭。從現階段來看，區域經濟體或是一般意義的城市正在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競爭的基本單位。但在全球化發展的初期，跨國公司作為一種流通渠道商的角色定位具有功能上的先天適應性，它以利益為導向，不斷整合世界各地的優勢資源以獲取最大收益，在這個過程中跨國公司或被動或主動承擔了全球化時代初期競爭的主要角色，因此以往的全球化最基本的參與單位是跨國企業。隻有這種跨越國界、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資源以達成利用最優化的競爭單位才可以適應國際化初期各個地區交流不暢的現狀。跨國公司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橫向競爭”的市場基本單位，即他們自身並不以空間為主要表現形式，而是尋求在不同地區之間利用信息不對稱來獲取利益。因此，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一度超越了民族國家，“現實是全球資本已經強大到可以不對任何政府負責的地步了。”[3]甚至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取代了國家，以世界經濟的“中央組織者”和增長的“發動機”為籌碼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即“通過國際生產而產生的世界經濟的逐步整合已經把國家和世界市場之間的權力平衡轉移到了後者”[4]。跨國企業不斷突破民族國家自我構建的種種界限，所以有學者以極端的觀點描述說：“在全球化的卡巴萊表演中，國家跳的是脫衣舞。在舞蹈結束的時候，它（國家） 身上隻剩下一塊兒遮羞布，那就是鎮壓的權力。也就是說，在國家的物質基礎被摧毀、主權和獨立被廢除、政治階級被遺忘之後，它就會成為超級公司的安全服務結構”。[5]
在進入21世紀後，全球化的經濟文化的混合性已經被人們所廣泛接受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新的認識觀，即在全球化中的地方精神、地方文化、地方經濟的崛起。人類既需要全球化，各個國家和民族又恐懼被全球化所吞噬。全球化的整體性成熟度不斷提高與世界各地彼此間隔的逐漸消失，能夠阻礙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障礙”附著的時代而演化，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全球形式和阻力。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競爭力”和城市的國際化開始被頻繁提及。在城市競爭力方麵，有的學者將其表述為一種中層競爭力，即位於國家宏觀競爭力和企業微觀競爭力中間的承接力量，並進行進一步論述，提出城市競爭力的六個指標：“（1）創造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2）生產、提供不損害環境的商品和服務；（3）生產應該集中於具有理想品質的商品和服務；（4）經濟增長率能實現充分就業；（5）生產應該集中於能使城市控製自己未來發展的產業；（6）城市可以在城市體係中提高自己的地位[6]。”而有的學者在城市競爭力概念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進行其內涵的擴大化闡述，將重點落在城市競爭力的打造上，認為城市的經營者可以以發展企業的方式推動城市的發展，“根據熊彼特的定義，創業精神是企業為了通過新的組合和創新創造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創業型城市是指通過城市空間形態和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創新增強競爭力。城市可以使用任何機會推銷自己，形成創業環境，支持經濟持續增長。”[7]
如果深入審視這種對於城市競爭力的強調，我們可以敏銳的意識到，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競爭的基本形式正在發生變化。它正在進入一種橫向展開狀態——進入全球化範疇，即占據市場不同空間地域的國家和地區成為競爭的主角，而要想生存和發展必須進入全球化體係。這恰恰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全球化細分和專業分工領域的大幅度發展。換言之，這其實是一種全球化下市場成熟和社會發展狀態的必然結果。立足於全球化的社會背景和特殊語境，兩個最基本的維度決定了全球競爭的嬗變：其一是全球化下競爭內容的嬗變，即從單一的經濟競爭過渡到包含經濟、政治影響力、軟文化影響力、品牌影響力在內的綜合競爭力競爭；其二則是全球化下競爭主體的蛻變，即從承擔單一經濟功能的跨國公司發展到可以整合多方麵競爭力因素的城市。第三是全球化的產業結構升級，即全球化的深化是脫離甚至是揚棄傳統產業為前提的。香港《文彙報》2011年的以《香港超越新加坡“全球化指數”排名居首》為題，說明國際化的指數和指標興風作浪內涵。 “我們可以把它的五個指標從國際化視角和全球化的視角加以適當調整，其主要內容有：一是“國際化的資本流動”，二是“全球性的文化價值集成性”，三是“國際貿易開放程度”，四是“全球化的科技與創意交流”，五是“國際市場的勞動力流動”。其中，“香港在貿易開放程度、資本流動及文化集成性方麵均排名第一。”[8]
雖然全球化的主題和主流內容是經濟全球化，同時，經濟全球化由於涉及到全球範圍內的跨領域推廣和滲透，從一開始就包含著政治、文化和地方精神的打造和訴求。法國著名學者弗朗索瓦·沙奈曾指出“沒有最強大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七國集團成員國。政治權力機構的不斷幹預， 就不會有當今世界‘ 市場’的成功。”[9]因此，城市取代跨國公司這一單一經濟功能承擔平台成為全球化競爭基本單位是有內生依據的，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即“經濟全球化一方麵必然伴生並促進某種程度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環境生態和安全全球化；另一方麵，政治、文化、生態和安全等的全球化又有不同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式和追求目標，與經濟全球化或多或少存在著矛盾。”[10]換言之，全球化對於競爭力的多元要求迫使必須找到一個足以承載多種要素的平台型競爭單位，城市作為唯一一個具備這種平台形式的基本單位就成為了全球化的新主角。同時，當城市登上全球化舞台之後，由於自身進行的是一種平台性的競爭，其在新語境下必然會將聚集整合盡可能多的資源以形成更強大、更有特色的平台作為自身發展的重要任務，城市作為一個綜合競爭力的承載單位平台也會越來越成熟。
正是在這種全球化演進的大背景和曆史話語體係之中，“國家競爭力、城市競爭力、公司競爭力”形成了全球化下的競爭力體係，也直接構成了競爭力基本單位的三位一體，以“國家—城市—企業”競爭單位體係為代表的新力量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發動機”。在這三位一體的競爭力體係中，國家承擔著宏觀層麵的競爭要求，企業承擔著細微層麵的競爭要求，而城市則處在兩個基本發展路徑的交彙點，即城市作為一種全球化發展新階段的新主角，在整個三維競爭體係中承擔了集聚與發散的雙重功能，這可以說是城市發展時代前所未有過的大變局，也是城市一種前所未有的使命，對這種新使命的探討也構成了本文為江蘇省沿海城市構建的目標導向的宏大背景與大的價值取向。
2 江蘇區域現代化語境下的沿海城市發展：以問題導向的研究
2.1 如何突破江蘇沿海傳統城市發展路徑模式，實現江蘇沿海大區域一體的內循環發展
循環社會型城市是關於城市發展的最新理念，本身起源於工業園區再生化的循環城市理念以資源充分利用和環境保護為途徑，力求達成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以張鴻雁為代表的學者對於循環城市發展做了較為深刻的論述，甚至認為這種發展模式可以促使城市發展的基業長青，“創造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就是創造可持續的城市形態”[11]。又因為江蘇省沿海城市具備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江蘇沿海開發兩大國家戰略疊加的優勢，因此應當以更強的力度在推行更加徹底的循環發展模式。而這又進一步分解為三大問題：
2.1.1 如何以“城市價值共同體”形成城市精神價值體係的循環效應
城市社會學家卡斯特爾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論述道“空間是時間的切麵”[12]。而城市作為一種空間綜合體所要實現的恰恰是隨著時間發展沉澱下來的曆史記憶與城市價值體係，我們應當深入思考江蘇省沿海城市集群如何在共有曆史記憶的基礎之上形成循環共通的城市價值體係，最終實現一種芒福德所論述的“充滿生氣的城市”[13]，將自身打造成為一個價值共同體，以城市的價值輸入聯動居民、企業、城市、區域。
2.1.2 如何以“均好性城市群”形成城市大生活空間體係的循環效應
所謂大生活空間，是強調以生活工作同城化為主要目的，借助快速軌道交通、移動互聯網絡一體化等技術路徑，將居民的生活與工作休息娛樂集中在特定區域內的循環空間，改變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各地普遍出現的“臥城”[14]現象，形成一種有別於衛星城的“城市均好性發展模式”。因為“城市是人類文明的聚集地，更是人們的棲息地（habitat）與庇護所（refuge）”[15]。追求一種城市大生活空間的循環就是在實現人類最開始建設城市的使命。換言之，就是立足“人居環境科學理論”[16]進行進一步深化，所以江蘇沿海城市的同城化必須以動態性、循環性和產業生活娛樂三維互動性來謀求提升城市的“人居環境”。
2.1.3 如何以四大優勢產業實現城市 “需求激發、產品生產、需求滿足”的產業循環
城市的發展以產業的發展為基礎環節，江蘇省沿海城市的發展應著力形成麵向整個江蘇乃至是長三角區域的“產業循環共生生態圈”，這種產業循環共生生態圈不同於一般的循環產業概念，後者僅僅“是一種以模擬生態群落物質循環為特征， 以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循環替代為方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應重構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複循環流動過程。”[17]而“產業循環共生生態圈”則要在此基礎之上實現擴充和聚焦式的改造，擴充是將應用範圍超脫某一個園區，直接定位於江蘇省沿海城市發展帶的整體產業依存和循環；而聚焦是將產業的發展做到極致，結合江蘇省沿海城市亟待發展經濟產業的現狀，以沿海城市自身的港口對外貿易、國際產業承接、海洋資源開發、會展性產業集聚這四大主要優勢產業為突破口，在整個江蘇省沿海城市區域內部實現從市場需求激發、市場需求滿足、市場需求反饋一整個係列的經濟產業循環路徑。
2.2 如何形成“有機秩序和有機拚貼”的城市集群，打造江蘇沿海城市群一體化效應
城市集群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城市集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運營的成本，形成規模效應。因中國的城市往往是以單體城市的考核為主要形式，因此，使得城市群的有機聯結非常薄弱，必須提出和創造城市“有機秩序城市”的模式，這也是吳良鏞先生所倡導的。[18]城市集群在最初的時候，為城市形態的多樣化和城市發展路徑的多元化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是隨著城市集群的不斷成熟，如何在保持規模效益的同時避免同質性競爭成為了城市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多數學者將其歸結為所謂“城市集群發展動力的單一化”，以克魯格曼和藤田昌久（ Fujita）為代表的經濟地理學派，將這種單一化進一步歸結為由於發展過程中城市諸多要素的升值，集聚經濟帶來的報酬遞增效應會逐步減弱[19]。區域經濟學家們比如佩魯與布代維爾認為，中心城市的極化作用通過溢出效應帶動周邊腹地經濟增長並引發產業空間集聚的現象，但是這種極化作用的作用範圍有限[20]。產業經濟學家則將這種發展動力的單一化歸結為人力資源的變動不定，托馬斯等人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高學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更易被紐約、華盛頓等經濟、政治發達的大都市地區所吸引[21]。
因此，城市集群在現階段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能夠將發展的動力和集聚的吸引力持續化與多元化。江蘇省沿海城市應當深入思考從內外兩個方麵入手整體解決。
（1）對內如何挖掘本地化特色，將製度性因素、城市資本性因素等城市內置型資源要素作為城市集群發展的重點和核心；
（2）對外如何貫徹運用“有機秩序和有機拚貼城市”理論，突破集群本身的機械係統性和關聯性，將整個江蘇省沿海城市集群視作生命體係，強調各個城市之間的有機融合和機械拚貼的雙重實現路徑。
換言之，對於江蘇省沿海城市來說，一方麵要注重將形成城市集群的動力不僅僅局限在產業和資源領域，從城市文化資本、城市同城化生活圈等內置型因素出發；另外一方麵則是要將產業之間的聯合互動和軟性資源（比如城市認同感、區域幸福感、教育生活休閑一體化）等方麵聯合互動，並輔之以相應的行政推動，最終形成具備“湧現效應” 的城市集群。
2.3 如何打造具備“城市價值”輻射力的區位中心與增長極
區位論與增長極理論是區域城市發展理論體係之中的經典論述，在改革開放後的區域建設和城市發展實踐中，中國學術界和城市的管理者一直在傳承並創新傳統的區位理論，如杜能的“農業區位論”（1826年） 、阿爾弗雷德·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23]、帕蘭德的“設施區位論”（1935年），增長極理論對於區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增長極概念最早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他認為，經濟增長是以不同速度進行不平衡增長的，其原因在於某些推動型產業或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在一些地區或城市集聚和優先發展，從而形成恰似“磁場極”的多功能的經濟活動中心，亦即發展極”。[24]增長極理論與區位論一起構成了“產業經濟優先發展，後續輻射跟進”的區域發展傳統路徑，“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於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 就能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25]，“增長極理論是一種合成理論，是指那些通過解釋地區的發展過程……把推動性工業嵌入某地區後，將形成集聚經濟，產生增長中心，推動整個區域經濟的增長，成為增長極理論各種假說的共識。”[26]傳統的區位論與增長極過於偏向傳統產業與傳統經濟的發展模式，或者過重強調的交通成本和區位成本的價值，這種典型的甚至有些片麵的發展導向不能適應整個江蘇省沿海城市目前所要麵臨的多重發展任務需求，因此應當引入“區域價值區位”和“城市價值輻射中心”，特別是“新人文區位價值觀”這一套全新概念體係，即我們所提出的“現代的區位是可以創造的理念”，將“城市文化資本”與地方精神等文化軟性因素與產業經濟社會效益等傳統城市因素進行結合，打造具備物質影響與精神輻射雙重效力的城市價值區域重心。
“人文區域價值區位”是在傳統區位論的基礎之上進行柔性化、綜合化處理的結果，強調決定一個區域發展的“核”的力量，在現階段應當以某種價值輸入和認同能力和完成的就業、生活服務體係為主，這種價值認同建立在密切的經濟產業聯係基礎之上，但是更需要城市發展理念、城市發展程度、區域生活協同性等多重因素協調。
這種以價值認同為紐帶的“新人文區位”具有更加內置化、更加持久性的和獨立的內生性發展優勢，並可以不斷進行自我更新和調整。而在整個價值區位之中，要出現多個城市價值重心以便形成支撐，這些城市所要承擔的也不僅僅是產業輻射和交通重心，而是要成為某種發展理念、生活方式、產業技術集散等先進價值的綜合體，最終形成支撐一個區域發展的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