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閑話》裏很為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為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抬舉！”
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吊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我何嚐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複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麼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著，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麼？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麼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麼主義咧，什麼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怨氣了。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
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板，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麼高超的“煙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誌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
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製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嚐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隻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ＤＦ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