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曆克斯的去世意味著我的電影事業關門大吉，這層領悟竟然讓我鬆了一口氣。
是啊！何苦要在亞曆克斯兄弟們登峰造極的行業裏尋求發展呢？
23歲時我突然覺悟，電影可能不是我未來的事業。
此前，我一直以為繼承父業是遲早的事。我承認沒有繼承到父親文森特·科達這位藝術指導大師的天賦，也缺少大伯父亞曆克斯·科達過人的膽識。
大伯父21歲即成為導演，不到30歲就成為製作人和電影先鋒。至於排行中間的二伯父佐裏·科達，其導演風格更是獨樹一幟，如許特長都與我無關，這我從小就有自知之明。
雖然看起來不太樂觀，但我從小到大都認為，有一天我也會在電影事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學法文和德文，隻因亞曆克斯曾不經意地提起，外國語文對他的電影事業助益良多；我學攝影，因為父親總是隨身攜帶一台萊卡相機，說照相可以訓練對畫麵和細節的觀察力；我還下工夫學寫作，因為佐裏認為任何戲劇都好不過劇本，沒有好劇本其他免談。
即使是我最喜歡的曆史，也是因為對電影事業有用我才讀的。因為亞曆克斯最喜歡拍的電影主題都圍繞著曆史和地理，如《亨利八世情史》《羅馬皇帝克勞迪亞斯》《漢彌爾頓夫人》《紅花俠》等，而佐裏的影片則都以英殖民地為背景，如《大象之子》《四片羽毛》《鼓》《海之沙器》等。父親廣涉曆史及藝術史，不愛虛構小說，他甚至可以一個晚上全憑記憶，把一間羅馬時代的睡房、意大利皇帝的畫室或亨利八世的權杖室，巨細靡遺、分毫不差地描述出來。
若說科達兄弟對什麼事深信不疑，那大概就是教育的意義了。盡管亞曆克斯、佐裏和文森特是猶太子弟，但都學習數學、古代與現代曆史、外語和極為困難的拉丁語，還有所有男孩都會上的體育課，這些課程對他們影響深遠。我父親曾經說過：“無論年輕時看起來多麼無聊的東西，遲早都會派上用場。”
然而在牛津馬格達倫學院的3年大學教育，好像隻是在花錢買時間來拖延我最終要麵對的問題，我以後到底要做什麼？
去牛津之前，我在皇家空軍的德國情報室服役兩年，沒有人交代什麼重要的任務，我隻要把扣子擦亮、靴子打光，還有不要弄壞任何雷達器材就行了。
不過服役仍讓我忙到幾乎找不到片刻閑暇來為前途傷腦筋。
我原本要在1957年暑期大學畢業的，所以在1956年年初就不得不思考一些前途問題了。所有的同學都已經清楚地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而我卻還漫無目標地等著我的電影家族征召，然而征召令永遠不會來了，1月23日，亞曆克斯過世。雖然他的電影王國看起來是那麼雄偉，但隨著他的辭世，很快就變成了斷壁殘垣，這絕對是亞曆克斯生前意料不到的。
寧為戰士不為平民
也許是出於對現實的反叛，也許是無論如何都得找一件事做，也許是急於逃避選擇前途的窘境，1956年秋天，我離開了牛津。我跟另外3位同伴帶著醫療補給品趕往爆發革命活動的布達佩斯，支援人滿為患的醫院。我一句匈牙利話都不會說，也不覺得自己對匈牙利有什麼特別的情感，我隻是想去闖天下，隻因為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參與曆史的機會，就像許多父輩的人當年參加西班牙內戰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我去布達佩斯的決定惹得亞曆克斯的遺孀亞曆克薩流下淚來（她願意讚助醫療補給品），我父親也哭了，他從布達佩斯稍早的二次革命中僥幸生還，十分清楚我要麵臨的是什麼。除了亞曆克薩外，唯一表示讚同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先生。格林是我父親的作家老友，也是我自幼崇拜的偶像。格林相信年輕人就是要出外冒險，即使不是為了履行義務，也要出去闖一闖，而且走得越遠越好。
格林發揮他那部關於英國地下情報組織的電影《哈瓦那特派員》的精神，在皮卡地裏的麗晶酒店介紹我認識同桌小酌的一位M16成員，格林和金·菲爾比（一位最忠誠的老友）曾經在戰時為SIS做過間諜。這位仁兄城府極深、一臉陰沉，所以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沒有介紹身旁同伴的大名。那位仁兄一副軍人模樣，還戴了一條別滿勳章的領帶。他要我盡量拍攝蘇聯紅軍車上的編號以及軍人領子和肩膀上的徽章。
更離譜的是，父親還給了我名作曲家佐爾坦·科達伊的電話，認為任何政權都得禮遇他三分。父親甚至保證在必要的時候會為我去找新上任的總理伊姆雷·納吉。父親知道無法勸我打消念頭，於是給我一些忠告，他說參加革命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穿著保暖、隨身攜帶街道地圖及儲備糧食。亞曆克薩也擔心我穿得不夠，特別把亞曆克斯的一件有毛皮襯裏的大衣給我，那是亞曆克斯當年駕著沒有空調的戰鬥機、多次橫越太平洋時穿的。我心想：穿著亞曆克斯的大衣回到當年他發跡的城市，是否隱含著什麼？
烽火連天尋出路
我遵照父親的指示，在慕尼黑時把車裏所有空間都塞滿食物。一路上遇到的路障多半是匈牙利人把關，他們經常一個口袋裝著手榴彈或爆破物、一個口袋裝著一瓶巴拉可酒，那是一種喝起來像鬆節油、聞起來像汽油的水果白蘭地，配上一罐沙丁魚或是臘腸就能達到調節肝火、舒緩氣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