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民間敘事：從鄉村到都市的空間遷移
學術論壇
作者：鄒欣星
[摘要]中國電影民間敘事在20世紀初隨著中國本土電影業的興起而成為中國電影中一道極為常見的風景線，在經曆了“新時期”前的“政治化”敘說、“第五代”導演的“詩化”塑造、“第六代”導演的“邊緣化”呈現以及“另類”導演馮小剛的“喜劇化”民間創作後，電影敘事空間的主體由鄉村遷移到都市，在這種時代流轉和敘事空間的遷移中，影像民間的呈現慢慢遠離真實生活，最終成為電影敘事中一個常見而又不甚真實的消費符號。
[關鍵詞]中國電影；民間敘事；鄉村；都市
民間是個層次多維、寓意豐富的概念，明代以前民間寓指與官方、士族生活相對的庶民生活空間，是社會下層民眾生活與價值追求的指稱，表達一種無拘無束自由生存的理想，略有與國家權力中心對立的指向，含有一定政治階層色彩。在當代社會，民間是與體製、精英相映證的範疇，指向普通民眾生活以及從中化育而成的一套相對獨立的價值體係。傳統農耕社會庶民多居鄉村，民間則是鄉村生活的代言詞，在當代，隨著工業文明的興起鄉村已被商業邏輯浸染，民間更多指向都市底層生活。作為一種敘事方式，民間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電影，從此成為中國電影中最常見的風景。
一、被政治化的空間：“新時期”①前中國電影民間敘事
1905年任慶泰在上海拍攝譚鑫培主演的戲劇電影《定軍山》，由此拉開中國電影序幕，此後經曆近20年艱難探索中國電影才在民族資本家和先進知識分子的通力協作下進入創作初盛期。當時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與軍閥混戰割據使民族資本實業投資很難獲得相應回報，而第一批國產電影在市場上又引起了強烈反響收獲了豐裕利潤，電影因此成為民族資本投資的首選，商業利益的滿足自然成為此時電影創作的主要目的。但當時中國院線各類硬件設施相對簡陋，電影票價也比較低廉，觀眾主體為社會底層民眾，為滿足這一觀眾群體的審美需求獲得票房回報，此時電影創作主要選擇民間喜聞樂見的故事傳說進行加工、改編。有取材於京劇的《五福臨門》、昆曲的《呆中福》，來源於民間故事的《賭徒裝死》，改編自通俗文學的《濟公活佛》係列等；還有少量反映當時社會底層現實生活的《難夫難妻》等。在更好地引起觀眾共鳴以期收獲更豐厚票房目的的牽引下，此時中國電影民間敘事相對比較貼近當時民間現實生活，價值標準以農耕文明中形成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為主。
1930年後，隨著國內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和民族鬥爭的日益尖銳，民族救亡與政治革命成為主要的社會文化思潮，“左翼”文化運動因之興起，在當時具有較廣泛影響力的電影自然也成為“左翼”文化運動要爭取的重要陣地。1930年“左聯”提出文學藝術“大眾化”，以“政治”與“革命”為主題的“硬”電影也漸漸成為當時中國電影敘事主流，電影民間敘事以描繪城鄉社會革命為主，由此產生了一大批具有濃鬱政治指意的“民間”電影，像《神女》《漁光曲》《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此時電影民間敘事多以“革命”和“進步”為核心價值觀，或描寫底層民眾被欺壓的種種悲劇，或表現工人、農民、婦女和知識分子麵對社會剝削階層如何鬥爭。總體而言，此時電影民間敘事對表現都市還是鄉村並無明顯偏愛，“民間”更多指向其階級性和與剝削階級的對抗性，泛指所有被剝削和壓迫的人們。進步人士試圖借電影苦難民間的表述來喚醒觀眾的時局危急意識與對社會不公的批判意識，鼓舞人們與黑暗反動勢力作鬥爭的信心，這種以“進步”為導向、具有政治傾向的民間敘事此後延續了半個多世紀，成為20世紀中後期中國電影敘事的主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電影主力轉戰武漢，在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中電影敘事轉入“國防電影”時代。1938年1月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成立並發表宣言，希望電影能“深入軍隊、工廠和農村去”“服務抗戰宣傳”②。自孫瑜開拍《春到人間》始，便誕生了一係列反映中國民間社會抗戰風潮的電影，如《好丈夫》《勝利進行曲》《塞上風雲》等。此時電影民間敘事常以灰暗時代為背景，通過卑微人物麵對國家存亡的表現來體現民間群體勇於犧牲的高尚品質。如果說左翼民間電影敘事在“政治化”民間生活時，還能以一定的藝術表現張力讓觀眾無法回避生命價值、道德困境等問題的深層思考，那麼抗戰時期影像民間的表現已漸漸遠離民間生活，帶有強烈的政治宣教色彩，電影審美功能愈益讓位於宣傳功能。與此同時，在淪陷區上海另一種與“政治化”民間大相徑庭的新市民電影悄然興起，以桑弧和張愛玲創作的《太太萬歲》為代表，它承續了早期中國電影關注世俗民生的傳統，以平民視角去觀察和審視生活，能相對真實地再現三四十年代中國都市民間生活。隻是，新市民電影直到20世紀末隨中國電影體製改革和商業電影的再次興起才開始影響新一代中國電影創作。抗戰時期電影民間隻是一個負載著培養“民族—國家”意識和強化抗敵信心的政治化指意符號，民間內涵指向“民族”與“國家”，是鄉村還是都市，其偏好並不明顯。
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受前蘇聯電影理論影響中國電影敘事仍強調政治服務功能的實現，與新中國成立前以影像民間表現革命的敘事策略有明顯的前後承續性，電影中的民間呈現以謳歌革命戰爭、控訴舊社會、讚美新生活為主。出身草莽的英雄自覺進步是這一時期電影民間敘事的主要切入點，像嘎子（《小兵張嘎》）、王成（《英雄兒女》）、李向陽（《地道戰》）等。影片中民間生活就是革命生活，個人情感隱沒在大公無私的革命事業奮鬥中。故而“十七年”電影雖然也出現了《南征北戰》《紅旗譜》《五朵金花》等優秀作品，但電影敘事中的民間呈現漸漸走向程式化、教條化的囹圄。而電影民間敘事對於鄉村還是都市的選擇則恰如電影《我們夫婦之間》，妻子張英雖然在革命勝利進城生活，但仍與鄉村保持親密聯係，時時不忘以鄉土價值觀念來規約和改正丈夫的都市“小資”思想，電影中的民間敘事有著明顯的鄉村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