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詩歌韻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化
作者：黃立元
編者按 在當代漢語中，由於沒有在《漢語拚音方案》之後再出現如周有光先生所說的《文言拚音方案》，所以，當代人在閱讀和欣賞中國古典詩歌時，常常會感到古人的作品似乎不那麼合韻，卻鮮有人對其中緣由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再者，當代人創作詩詞，用普通話吟誦，卻按《佩文韻府》取韻，也是一件十分別扭的事情。而當代的詩歌韻典又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讓人備感迷茫。本文作者有鑒於此，追本溯源，力求厘清古今詩韻變化。
2014年1月20日，筆者去到了位於北京北馬寺附近的“中華詩詞學會”。學會副會長趙京戰（即《中華新韻》十四韻的編著者）和學會秘書長王德虎將我帶進會議室。趙京戰介紹說：“在推出《中華新韻》（十四韻）之前，學會曾經請來了許多專家，就在這間會議室裏，多次討論新韻的韻部劃分問題，爭論得很激烈……”
筆者能夠想象得到那種激烈爭論的程度。因為，翻開《中華新韻》（十四韻），筆者仿佛看到，爭論的各方都自認為自己站在正確的台階上，手中握著開啟韻部大門的鑰匙；仿佛看到漢語語音學的音位理論與漢語音韻學的韻部理論相互角力的情景，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新韻》主要是這兩種理論不同觀點相互妥協的結果。
為了不把艱深、枯燥的音位理論寫進本文而又讓讀者明白這兩種理論的不同，筆者簡單介紹如下：漢語語音學把語音當做一種生理現象和物理現象來研究，漢語音韻學則把語音作為一種交際工具來研究。例如“根”和“觀”兩個字，語音學從實際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來研究，認為前者的發音部位在舌位的前部且不帶圓唇；後者的發音部位在舌位的後部且帶圓唇。語音學家按韻尾對韻母進行分類，並且把鼻韻母en、in 、uen、 ün ，鼻韻母eng、ing、ueng 的韻腹都看作中元音/e/，因此，也就把帶有這一特征的漢字劃歸在同一個韻部。
漢語音韻學則不是這樣來確定韻部的。耿振生認為：“韻部的定義，來自於詩歌押韻的普遍規則——同韻基（即韻腹和韻尾相同）、同聲調的字在一起押韻”（耿振生《20世紀漢語音韻學方法論》）；劉曉楠認為：“‘韻’指字與字之間具有韻基（或加聲調）相同的關係，而‘韻部’則是指一組具有這種關係的可以押韻的字”（劉曉楠《漢語音韻研究教程》）。換句話說，在現當代，漢字是由漢語拚音來注音且每一個漢字的注音都是由聲母、韻母和聲調組成的。對於一個漢字與另一個漢字，我們隻需要從該字的漢語拚音中（而不是從音位分析中）找出它們的韻基（不需要區分四聲時）或者韻基和聲調（需要區分四聲時）是否相同，就能判定出他們屬不屬於同一個韻部。
客觀地說，語音學和音韻學在它們各自的領域內，其方法和觀點都是正確的。而且，這兩種觀點其實也不是對立的。周有光是《漢語拚音方案》的起草人之一，他在《漢語拚音方案基礎知識》一書中就曾這樣寫道：“漢語拚音方案有三條基本原則：口語化、音素化和拉丁化，合稱拚音三化。……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拚寫音節。”這就是說，漢語拚音並不是憑空而出，而是以音位為根據編寫出來的。可為什麼，一些新韻韻書的編著者卻要硬生生地把音位等同於韻位？在他們看來，音位似乎比韻母更能反映漢字的韻部歸屬。漢語拚音可以對每一個漢字進行注音，卻沒有資格依據其韻母來確定韻部。這就好像有人去到蛋禽市場上買雞，卻非要讓商家將雞按雞蛋的價格賣給他一樣。因為雞是由雞蛋經過孵化後變成的。你說這理由夠不夠荒唐？
舉一個例子來說：依照語音學的音位原理，認為更（geng）、英（ying）、雄（xiong）3個字韻母的韻腹實際上都是/e/，於是ing實際上等於ieng，iong實際上等於üeng。這樣一來，ing就變為eng的齊齒呼，iong就變為eng的合口呼，把它們劃歸同一個韻部也就理所當然了。但是，從作詩押韻的角度看，卻難以獲得認同。因為同一個音位/e/在不同的條件下產生了變體，導致實際的語音發生了較大的變異，這種變異了的語音對於確認漢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已經在聽覺上明顯地感到它們並不相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