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迫於高成本、高節奏的壓力，還是對職業、人生的重新規劃？
這是一種悲情逃離，還是一種理性回歸？
哪塊硬傷讓我們逃離？
同學餘娜去年底就嚷著說要回武漢去，2010年4月份他們一家三口將舉家回武漢老家。
餘娜是我的同學，學習成績優異，一路保送上完研究生。現在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層。在她們公司中層中算是頂年輕的一個了。父母也來到北京幫助照顧孩子。按說，這已經相當美滿了。可是她還是決定做完手頭的項目，把工作順利交接給下任後舉家回武漢去。
餘娜和她先生都是武漢人。餘娜的老公魯先生比他早一年來北京，在一家著名的傳媒公司上班，工資待遇不錯，但是勞動強度也大得可怕，晚上兩三點鍾被叫去拍片子也是常有的事。因為魯先生的工作經常要突然加班，因而房子選擇離魯先生近一點的地方。雖然房子買得早，房貸壓力還能應付，但隨著孩子的出生，日子也過得並不輕鬆。
年前婆婆生了一次大病，北京武漢的兩頭跑著讓他們心力交瘁。接公婆在北京住了一陣子，公婆不適應北京的生活，死活住不慣。不過就是住得慣也很麻煩，因為公婆身體不好，幫忙照顧不了孩子，而自己的父母過來或者請個保姆這兩室的屋子就住不下。公婆走了，自己父母來照看外孫女，他們的日子輕鬆很多，但是那邊兩個老人還是很讓人牽腸掛肚的放心不下。他們都是獨生子女，就意味著沒有人可以替他們分擔照顧雙方父母的責任。她開玩笑地說，每年為電信和鐵路以及航空事業貢獻良多。
其實上述困難和壓力並不是他們迫切回老家的原因，逼迫他們做出回老家決定這一重大決定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孩子的教育問題。
轉眼到了她家孩子上學的時候了，她們夫婦雖然有房有車有很好的職業，卻沒有北京戶口，而且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會有什麼途徑可以解決北京戶口問題。殘酷的現實擺在麵前：孩子可以在北京讀書哪怕讀到高中，但是高考還得回老家考。這幾乎宣告著孩子和優秀的大學無緣。北京這邊因為升學壓力遠沒有湖北大，寬鬆的教育環境讓孩子根本無法適應湖北激烈的高考競爭。還有一條道就是把孩子放在老家武漢，讓自己的父母照顧孩子讀書生活。但是這條路似乎也不能走太遠。父母年事已高，且不說能不能一直照顧好孩子，就是管得好生活，也難管得好學習啊。而孩子的未來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上幼兒園給餘娜的刺激很大。很多幼兒園都進不去，其實就算是北京戶籍的孩子上幼兒園也很困難。這點倒沒什麼，但是他們就近上的一個特別一般的公立幼兒園也要求他們讚助讚助，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是外地人。如果不讚助可以，孩子去別的地方讀去。餘娜說，這種情況你怎麼選擇都很鬧心，讓你在自己的祖國有了二等公民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勢必會逐漸被孩子感知到，不知道到時孩子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思來想去，麵對不宜居、沒有幸福感、壓力過大這“三座大山”，她們終於選擇回到武漢去，一方麵是方便以後照顧雙方父母，更重要的是能一直看著自己的孩子成長，幫助她成長。
和餘娜一樣做出回家選擇的，還有筆者的一位朋友娟娟，不久前決定辭職回老家發展。
她三年前畢業的時候，合肥有一份教師的職位等著她，但麵對大都市的誘惑，她最後選擇留在廣州。盡管隨後換過幾份工作，但工資總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個小屋，過著不算寬裕的都市單身女孩生活。買房置業以及穿著時髦的時尚小資生活離她很遠。
娟娟說，從2年前開始，每次換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發展。今年回家感觸很深，之前一起畢業回家的同學已經開始混得風生水起，小日子過得不錯，很多同學都是房車皆備。反觀自己倒在外麵看不到出路，考慮再三，就決心回家了。
逃離的總是外地人
其實像餘娜和娟娟這樣的“逃離者”並不是個案。進入21世紀，隨著二三線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過大、競爭激烈，2007年以後逐漸出現城市白領向宜居的二三線城市“被流動”的現象。甚至農民工對大都市也失去了興趣，近幾年連續出現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作為“外地人”，天生比當地人具備更大的壓力。戶籍當然是最明顯的區分。
在中國，戶籍問題形成了很大的障礙。在一線城市工作，如果你沒有當地戶籍，讀書、就業、購房、養老、醫療等等問題都很難解決。而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外地人”都無法獲得這一十分緊俏的資源——戶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絕了外地人的叩門。
經濟適用房、保障房都是為有戶口的人準備的。外地來京小白領除了買商品房外，再無途徑。而一線城市的高房價已經結結實實地綁架了外地白領的“小資”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為《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數卻較低，與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價飆升則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從住房變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為了負擔房貸，夫妻雙方必須獲得更高的報酬或用更多時間加班。缺少了溝通的家庭生活變得程序化，家成為臨時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