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反思”小說都立足於改革開放的現實上，認同改革開放政策，依據“今天”思考建國三十年的曆史、社會和人生。《芙蓉鎮》最後一章是“今春民情”，時間為1979年。文中寫道：“黨的‘三中全會’扭轉乾坤，力排萬難，打破堅冰。生活的河流活躍了，歡騰了。”《人生》的時間跨度裏，“家庭承包”的春風已經吹進了高家村，叫高明樓書記無力阻擋。《蝴蝶》裏的張思遠歸程中在飛機上感到比任何一隻蝴蝶飛得都高，並且能夠安然地熟睡，是因為他心裏有了底氣。他看到中國已在實行最好的政策、選擇了“對人民最有利的作法”。《相見時難》裏翁式含身上的民族自信力主要來自玉帶河農民。故國讓藍佩玉最感溫暖的是翁式含的家，而藍佩玉來訪時，湊巧遇到了一位玉帶河老農，老農按捺不住地說：“現在農村裏也好了……哪兒都好了。”“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密不可分。兩種文學幾乎同時問世，“改革”既是“反思”的依據，又是“反思”的結果。
“反思文學”是在對於曆史的回顧、領悟中麵對“今天”，展望“明天”；“改革文學”則是描寫如何變革、建設“今天”，實現“明天”。
社會心理和觀念上的改革
“改革文學”描寫的改革事業所麵對的爛攤子，是長期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造成的惡果，改革的深層意義在於社會心理、觀念上的改革：擺脫極端的政治思維模式的禁錮，依據經濟規律搞經濟建設，把經濟思維理直氣壯地提升到社會心理之中。
蔣子龍（1941～）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1979）中的電機廠，雖然“四人幫”倒台兩年多了，但它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還是沒完成生產任務，整個機電局都快被它拖垮了。現任廠長冀申“在政治上太精通、太敏感了”。他每天翻著報：刊、文件提口號，搞中心，開展運動，領導生產。他決定在喬光樸上任前搞個“大會戰”，為自己撈取資本。喬光樸從“管理的角度”看出了此中問題。他認為：“完不成任務，靠月月搞會戰突擊，從來就不是搞工業的辦法。”他進而分析道：
……在工業界，我知道是出現了一批政治導演。哪一個單位都有這樣的導演，一有運動，工作一碰到難題，就召集群眾大會，做報告，來一陣動員，然後遊行，呼口號，搞聲討，搞突擊，一會兒這，一會兒那，把工廠當舞台，把工人當演員，任意調度。這些同誌充其量不過是個吃黨飯的平庸的政工幹部……’
喬廠長上任後，麵對的仍然是政治運動後遺症：老的埋怨他袒護新的，新的又把他當老的來攻擊，如副廠長郗望北所指出的：“……工廠、車間、班組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精力都用在整人上……”喬廠長所推行的改革，就是讓階級鬥爭的機器停止運轉，把電機廠由政治鬥爭的舞台變為社會主義現代企業。他不記私仇，坦蕩地表明心聲：“當時批判我的時候，全廣人都舉過拳頭，呼過口號，要記仇我還回廠幹什麼？”與：郗望北和諧地共事，是喬廠長也是作家的熄滅政治鬥爭的決心和魄力的表現。他心裏裝的是：“技術上不出尖子不行，產品不搞出名牌不行！”他對全廠幹部和工人進行業務考核，使企業的車輪徹底擺脫政治鬥爭的幹擾而堅決地駛向經濟的軌道。
張鍥（1933～）的報告文學《熱流》（1980）以宏大的氣勢真實地展現了河南大地正在滾動的改革熱流，推出了一批立誌改革的人物。
王潤滋（1946～）的中篇小說《魯班的子孫》（1983）中的主人公黃誌亮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前座坐著自己的獨生小女兒，後座坐著被乞食的媽媽所遺棄、由他抱養的小兒子，前後都搖著撥浪鼓走村串莊的慘相，是極“左”政策橫行的年代裏農民生活的寫照，善良農民辛酸史的縮影。而這位懷著靠手藝、憑良心吃飯的祖傳信念的老木匠苦苦經營了二十年的大隊木匠鋪的倒閉，則象征著舊的經濟體製的完結，“大鍋飯”的“壽終正寢”。作品詳盡地描寫了以老木匠為代表的農民對倒閉的木匠鋪的無盡依戀，以及對於改革的懷疑、恐懼。這是極“左”政策對人們思想長期禁錮的結果，舊經濟體製下養成的“大鍋飯”社會心理寫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老木匠雖然嘴裏總掛著班門的“良心”卻總是受窮，一味地空談和歎息拯救不了木匠鋪。老木匠螳臂當車的夢魘，則顯示了舊經濟體製崩潰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