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
被稱為“當代文學”的這個文學研究學科，從它的曆史跨度來看，已達半個世紀，而且眼看就要超過半個世紀，可它仍是“當代”。
這從學科建設來說是一個問題。但這問題的解決，卻非個人所能為，需要整個學界達於共識的努力。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這裏隻好擱下不表。
我們現在麵對的是兩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一是在半個世紀的文學發展中，當代文學經曆了艱難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災難性的曆程。好在這個噩夢般的過程已結束。中國當代文學終於曆盡艱辛而走到了如今的“開闊地”上來。這半個世紀的成就與教訓，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也是二十世紀文學遺產的一部分，值得我們珍惜和研究。另一方麵，關於這一長跨度（較之現代文學史的三十年而言，是“長”多了）的文學的研究，最近二十年來也有了蓬勃的發展。文學史、思潮史以及各種專著和選本的出版，是一個極大的繁榮。對這些學術專著的出現、對它們的推介和研究，應當認為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關於當代文學的研究著述多了，同時也增加了人們對學術創新的期待。如何在諸多的同類著作中顯示出自己的學術個性，使之突現出有別於人的優勢，則是人們樂於看到的。在這種追求中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得失之間，人們仍會寬待創新中出現的問題。
鄭萬鵬所著的這本文學史，並不著意於“全麵”，也不像別的著作那樣特別看重曆史分期，而是注意擇取在當代文學的五十年發展中的那些具有時代特征的、並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環節，予以評述。例如本書很重視“建國文學”的研究，提出了“建國文學思潮”的概念（當然，這隻是一家之言，不無可商榷之處），並對此進行了饒有新意的概括，指出這些作品“表現出曆史的整體感，表現了飽經動蕩與戰亂的中國人民對於穩定局麵的衷心歡迎”。像這樣的立論和判斷，本書多有展示，正是作者學術勇氣的證明。
我把鄭萬鵬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出版，看成是這一學術領域研究的新成果。鄭著文學史，副題是“在世界文學視野中”，這表明這本著作較之同類作品，內涵上有了擴大，是引人注意的別有新意的一本書。由於作者對外國文學研究有素，能夠以比較的眼光在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中，給中國當代文學定位。如把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傷痕文學”與蘇聯的“解凍文學”、美國的“迷惘的一代”、日本的“戰後文學”等予以平行研究，從而給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又如在對張賢亮的研究方麵，把他的直覺藝術與柏格森的“直覺主義”，以及他在小說結構、作家的激情等方麵與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模式和弗洛伊德哲學等進行比較，均是很有意義的嚐試。這種全球文化的視野以及把古老的東方文化和世界的現代文明予以對照的願望，在打破中國當代文學的封閉狀態方麵，顯得非常可貴。
作者在本書中著力於以作家作品為核心的文學史體係的建立，重視典型文本的解讀，而有意忽略在其他文學史中受到重視的曆史分期及社會背景的描述。在辨析這些文本時，注意將作品的藝術特征和作家的精神追求有機地糅合起來。如從對趙樹理的《登記》和王安憶的《小鮑莊》的辨析中，便可看到此種努力。全書側重的是對作家作品的精神特征的把握和分析。這與著者重視文學對於表達憂患意識的立場有關。作者認為這一類作家體現了中國士階層自古以來的植根於對於社會安危、民眾憂樂相牽縈的憂患傳統。
文學史有各種各樣的寫法。一般來說，文學史的作者都樂於把全部的文學景觀寫進自己的書中。對諸多的文學現象和規律進行全方位的描述。臧否人物、褒貶潮流，這類著作往往能收到使讀者得以“把握全局”的效果。也有另一類著作，它也立足於文學發展的全部事實，但更傾向於體現作者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因而在對作家和作品進行抉擇和取舍時，就有了明確的意向。此刻我們評論的這部文學史的寫作特點，就接近於後者。它在全視野的敘述中，突出了它所特別關注的那些文學事實。這就是在自己的寫作中對那些與社會興衰、時代進退保持了緊密聯係的作家作品的熱情。它力求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精神發展的曆程，能夠通過那些重大的文學事件的描述得到顯現。毫無疑問，作者這種對於時代精神的關懷，增加了這部文學史的思想分量。
在各種關於當代文學的總結中，這是一本有自己角度的、並在某些方麵體現出新意的書。特別是它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以比較的眼光審視這半個世紀中國文學所發生的一切，這大大開闊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但也有不足，由於它不追求麵麵俱到，在評價作家作品時難免顧此失彼，在有所側重時，也表現出某些失衡的現象。
1999年7月23日
於北京大學中文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