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故宮：從牽絆到牽手
封麵
作者：劉竹溪
到中國進行“破冰之旅”的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葉劍英的陪同下參觀了故宮，在雪天中遊覽了兩個小時，仍然意猶未盡
故宮院長是第一個訪台的大陸省部級官員，故宮帶來的兩岸交往，以及與世界的交往，才是它們最大的價值
一場內戰，把清朝皇帝留下的寶物一分為二，留在了北京和台北。如果從孫中山百歲冥誕、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宮落成開放算起，兩岸故宮已經隔海相望50年。
他們直到2009年才首次“手牽手”，兩岸故宮院長首次完成互訪，並達成“八項共識”。此後，兩岸故宮一直保持密切的高層來訪和溝通。
“2013年，兩岸故宮新任院長再次互訪，就進一步的合作內容深入交流，更加密切了兩岸故宮的聯係。”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告訴《博客天下》。在北京故宮的這位“掌門人”看來，50年後的今天，雙方的交流已發展到“機製化和常態化的新階段”。
而北京故宮與台北故宮帶來的兩岸交往，以及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往，才是它們最大的價值。
台北與北京
台北故宮某種程度上也是兩岸政治的產物。它的誕生，源自國民黨對反攻大陸的絕望。
在逐漸意識到這一目標不可能實現後，台北一方麵加強對台灣的建設，一方麵傾盡全力與大陸爭奪“中國”這一概念的闡釋權。
這種意識形態戰爭，映射到了文化領域。1959年，台灣的“中央”博物院理事會提出，儲存遷台文物的北溝“地位偏僻，交通不便，難以吸引國外遊客，如在台北近郊擇地興建，當於宣傳華夏文化及發展觀光事業，具有雙重利益。”
國民黨當局決定利用美國的經濟援助款興建這座新的“故宮”。競標中勝出的原本是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王大閎的方案，但這個包含著大麵積玻璃幕牆的方案太過西方化，最終遭到高層人士否決。
由於時間緊急，官方起用招標時的評委黃寶瑜進行設計。黃寶瑜是致力於從事中國傳統建築研究和保護的民間學術組織“中國營造學社”中赴台的唯一成員。他的設計方案比起王大閎要傳統得多。
根據黃寶瑜的自述，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設計源自古代五室製的明堂理念，方正規矩，因而平麵外觀呈現一個類似“器”字形格局。中央主體是一個盝頂（頂部四條正脊圍成為平頂的設計，多見於明清時代的宮殿）建築，四隅為正方展室。
之所以采用這種方正對稱的設計，是因為黃寶瑜認為它可以達到兩個效果：一是當陽光自建築物斜上方射入時，四周可獲得四十五度之陰影，因此人在影中，有如北京午門前陽光之感覺。另一個則是，這種五室之正方平麵，可以使其四周及中央均可獲得合理的延伸空間，因而保持了傳統中國宮室建築所謂“南北中軸以南向為尊，平麵以對稱為尚”的設計理念。
在細節上，黃寶瑜也下了很多功夫。和幹燥少雨的北京不同，處於熱帶的台北氣候潮濕，黃寶瑜為台基設計了獨特的琉璃麵磚：麵磚棕紅底色，約15公分見方，四角是漢代青磚的雙菱形紋，兩邊當中是蟠螭（壁虎）紋。方磚中間是篆書的“中華民國某某年造”字樣。後來每當擴建，就燒製一批記年度字樣的麵磚。今天，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牆麵上有三個不同年份的麵磚：民國五十四年（1965年）、五十八年（1969年）和七十二年（1983年）。
1962年，采用了黃寶瑜方案的新博物院在台北郊外的雙溪動工。3年後，正式落成開放，從大陸轉運來一直被保存在台中一家糖廠倉庫裏的文物，最終有了落腳處。
它們客居台灣，是因為政治，它們離開大陸，更是因為政治。
時任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在回憶錄中記載，在他的請求下，1948年11月10日，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召集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討論文物去留問題，幾乎所有與會的理事都支持將文物運至台灣，翁文灝表示：“既然大家都主張搬遷，我也不反對。”蔣介石也支持這一決定。
1948年12月，中華民國海軍運輸艦中鼎艦來到南京下關港，搬運走了來自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七百多箱文物，1935年曾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展出的精品文物大多包括在內。
另外，這一批文物中還有外交部保管的重要文件，其中有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端的《中英南京條約》原本。中鼎艦在12月22日起錨，花了5天4夜，穿過風急浪高的台灣海峽抵達基隆港。
負責第二批文物運輸的是招商局的民用船隻海滬輪。海滬輪一共運輸3502箱文物，來自故宮的有1680箱。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前者是全部七部四庫全書中第一部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共3459種，36609冊；後者是《四庫全書》的摘錄版，原本有兩部，但存於圓明園的那一部毀於兵火，隨著海滬輪出發的，是僅存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