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供給經濟學改造貨幣政策
專欄
作者：高杉
西方上世紀80年代被譽為裏根-撒切爾主義的勝利，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巨頭麵對停滯的經濟、高企的通貨膨脹和低下的勞動生產率時采取了類似的解決之道，如精簡臃腫的政府機構、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幹預（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控製貨幣發行量、減稅，當然也包括合力終結冷戰。
盡管凱恩斯爵士本人並不主張大政府，也不鼓勵通貨膨脹，但其信徒忘記了財政政策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向經濟注入額外流動性從而抵禦通貨緊縮。羅斯福總統的財政刺激，尤其是二戰軍費開支將經濟拉出大蕭條，輔以戰時的價格管製，讓凱恩斯主義走向巔峰。之後肯尼迪總統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認為政府應該推行“充分就業”的預算政策，打開了赤字之門。
對於裏根時代的惡性通貨膨脹，弗裏德曼解釋為貨幣現象，即貨幣總量太大易導致通脹，但是他解釋不了經濟增長的棘手問題。羅伯特·蒙代爾彌補這一缺憾，他主張在緊縮銀根的同時減稅，減稅可以刺激生產，並且同時減少失業和通脹。但是在減稅之前，必須製服通貨膨脹，重樹國際社會和民眾對財政的信心。這個重擔落在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肩上。威廉·西爾伯在《力挽狂瀾——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裏講述了這些。
沃爾克力控通脹
沃爾克年輕時期就研讀哈耶克，在腦海裏打下了這樣的烙印——通脹就是欺詐！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就是通脹最大的壞處。
1965年3月，約翰遜總統簽署了取消銀行儲備與黃金掛鉤的法案，美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速是之前十年的兩倍，整個70年代，美國的基礎貨幣年均增長7.12%，M2年均增速10.2%，赤字的貨幣化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美聯儲使用自己憑空創造的貨幣買入國債，在某種程度上很奏效，但最終，過多的貨幣將導致物價水平上升，一旦物價上漲成為普遍現象，市場利率會自動上升，因為貨幣持有者要求更高的回報率以覆蓋貨幣購買力的下降。此時，美聯儲隻能用大幅降低貨幣供給量來降低通貨膨脹預期。然而，70年代出現了貨幣投放速度趕不上名義GDP增長的需要的現象，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繼而利率升高。1971年至1982年美國的貨幣乘數從7.7提高到11，表明流通速度不斷加快，國債收益率也隨之上升。
沃爾克將供給學派和預期學派等理論融合，靈活運用，準確拿捏。他相信，控製住貨幣總量有助於抑製長期通脹和對央行信譽產生積極影響。在1979至1982年間設定了三年的貨幣數量目標，嚴控貨幣發行量，基礎貨幣年均增速降到5.24%，M2增速降到8.5%。在緊縮銀根和高通脹並存的同時出現了高於尋常的利率水平。1981年，聯邦基準利率上升到20%，銀行優惠貸款利率上升到21.5%。推高真實利率必然損害實體經濟，其間的私人投資波動非常大，這是抗擊通脹的代價。以貨幣政策為武器也迫使財政政策走到負責任的軌道上來，隨後沃爾克相機抉擇，在適當的時機放鬆一下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崩潰。
沃爾克革命性的創新重建美國的財政責任，隨著美國嬰兒潮一代進入年富力強的階段，美國開始的史上最繁榮的大穩定和財富創造時期。然而，信用貨幣的大潮不可阻擋的到來之後，最高當權者很難再容忍一個堅持對銀行行為嚴加監管，維護財政和貨幣信用的正直而倔強的老頭。美聯儲理事會的7位理事均由總統任命。各位理事的任期是相互錯開的，一旦出現空缺，總統一次最多隻需新任命2位理事即可。在裏根的第二任期，沃爾克實際被架空，於1987年卸任。此後，美國更多用外來投資和外債來刺激美國經濟，美元撒向全球。
中國貨幣政策重演
中國2009年以來的貨幣政策變化堪稱是美國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濃縮。2009-2010兩年間中國的基礎貨幣增加4.24萬億元，M2增加22.97萬億元，雖然2011年下半年開始收緊，但到2013年底基礎貨幣和M2分別比2008年末增長1.1倍和1.32倍。這實際是通貨再膨脹政策，為了避免通貨緊縮給經濟體注入超額貨幣，經濟強複蘇導致政府和企業都高估了實際需求，盲目擴張造成產能過剩。低利率又引起資產泡沫，甚至從房地產溢出的流動性在農產品、奢侈品、白酒甚至藝術品市場泛起浪花。隨著通脹泛起，央行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已經開工的項目不能爛尾，銀行信貸供給能力受限，導致“影子銀行”興起。一切貨幣可視作負債，基礎貨幣是央行的負債，而廣義貨幣是商業銀行的負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