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團河農場二大隊的就業人員中，有一個高鼻子藍眼珠的大個子洋人，年齡大約30多歲。雖然我和他不是一個中隊的人，也不住在同一個宿舍院兒裏，但每次召開全大隊的會，我都能夠看見他。起初還以為他是個外國人，在中國犯了法，刑滿釋放以後，也被強製就業了。後來聽說他的姓名叫“林校書”，不由得更加奇怪起來，因為這不僅完全是中國人的姓氏，而且“校書”一詞，還是我國古代對妓女的尊稱。是誰跟這個不了解中國曆史的洋人開這樣大的玩笑，給他起了這樣一個可笑的名字?
“文革”開始以後不久，團河農場奉命把場地讓出來交給公檢法係統辦“五七幹校”，團河農場從此分崩離析：一大隊的犯人和三大隊的少年職工去了哪裏不得而知，二大隊包括右派中隊則轉場到了天津市北麵寧河縣境內的“北京市地方國營清河農場”，其實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工作處所屬的一個勞改大隊，所有人員包括幹部職工在內一律重新編隊。於是我有幸與這個男性的“校書”編在同一個中隊管理稻田，後來又編在同一個組裏管葡萄園和蘋果園，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閑來無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際遇，對他的曆史才逐漸有所了解。
原來他是一個混血兒：中國政府堅持說他是中國人，而美國政府則認定他是美國人。他的真實姓名也不叫林校書，而是叫Daniel Kelly，漢譯應該是“丹尼爾·凱萊”。
解放前，他父親是北京協和醫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卻是個中國女護士，生了三個孩子，丹尼爾·凱萊最小。他生不逢時，剛剛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關進了設在山東某處的集中營，罪名僅僅因為他父親是個不肯與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國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了北京。這期間，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國上學去了。他因為年紀還小，留在父母身邊，沒回美國。解放後，他父親還在協和醫院任職，但不久就去世了，於是留下了孤兒寡母，更是留下了一大堆難以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國籍問題。他母親雖然很早以前就嫁給了美國人，但當時並沒有辦理改變國籍的手續，所以解放後登記戶口的時候，依舊填的是中國人。如今他父親一死，盡管他從名字到外表整個兒都是“外國貨”，但是根據新中國“兒女的戶口從母而不從父”的硬性規定，他母親不得不給他報了中國戶口，不然連口糧都沒著落。
他從來沒有上過中國的小學，基本上不會說漢語。後來為了適應環境的需要，上了華僑補習學校，算是學會了簡單的漢語和漢字。這期間，他的哥哥、姐姐接連來信要他到美國去讀書，他母親也想到美國去與兒女團聚。可是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他們向中國政府遞交了母子同時出國的申請，但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和目的，有關部門隻批準其中“一個人”可以出國：或者他走，或者他母親走，總之必須留下一個人，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頭。這當然不是他們的初衷。這時候，華僑補校中有個從東南亞來的同學叫林校書的，年齡與丹尼爾相仿，正在辦理手續，準備回國去。臨走之前，把自己過期作廢了的護照送給丹尼爾，告訴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警戒很鬆懈，基本上沒人守衛，隻要大著膽子往前闖，沒準兒就能闖過去。如果萬一被巡邏兵碰上了，就用他的護照抵擋一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大的麻煩。
那一年丹尼爾隻有16歲，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邊境線究竟是怎麼個情況，就冒然做出了讓母親從正當渠道申請出國，而自己則采取偷越邊境出境的方法，以達到母子二人同時或先後到達香港的目的。等到母親的出國探親手續辦了下來，他立刻先期到達廣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邊境線的警戒情況，當天夜裏就大著膽子往香港方向走。邊境線的無人區果然沒有鐵絲網，也看不見有守衛的哨所、碉堡之類。他一看真是這個樣子，證明林校書所說不假，就大著膽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還沒等他到達交界線，一頭警犬衝了出來，不客氣地把他咬住了。這時候他才發現，就在自己的身邊，有一個比地麵高不了多少的暗堡，守衛的邊防戰士早就盯上他了。
當天晚上他就被送進了廣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員怎麼問他，他裝聾作啞，就是不說話。一搜查，發現了“林校書”的過期護照，盡管麵目並不相像，公安局也還是用“林校書”的姓名登記在案。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總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來。公安局也並不因為他不說話、年紀小而寬恕了他，就以“偷越邊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勞改城勞動教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