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韋斯教授再次拜訪了闊別15年的當年的高中生們，再見他們時，他們已經30多歲，已成為爸爸媽媽，組成了新時期的“工人階級家庭”。韋斯教授對他們進行了再次訪談研究，而且在對象和內容上延續了之前的人種誌研究，結果給韋斯教授帶來了新的收獲和發現，體現在《階級再聯合》（Class Reunion）一書中。其中，最關鍵的是由於第二次的訪談研究是對前一次人種誌調查的接續，因此這能夠讓她在更廣闊的經濟社會潮流中縱向地透析社會成員的生活世界。她說，人們盡管已經意識到他們正在自己生活的這個充滿限製的形勢中繼續創造限製的形勢，但他們依然會通過自己的行為活動幫助實現這一創造過程。威利斯的研究已經將這一社會生產的辯證法帶到教育中來，而她自己的這項研究則使得威利斯研究的價值更加長遠。
此外，韋斯教授還概括了她的研究特色。首先，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從種、階級、性別等方麵分別透析生活，而她的研究首次花費大量的時間深入到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去透析生活。其次，運用“批判的雙焦點”的縱向人種誌研究，使她能夠看到性別和種族內嵌在社會階級中的具體方式，這也是研究者進行階級分析的有效途徑，打破此前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決定論。同時，階級分析的內在概念與縱向的觀察視角使對全球新情境下的階級生產的關注得以實現。再次，她同意布迪厄的觀點。盡管經濟對階級生產起基本作用，但階級歸根是在家庭、學校、鄰裏、社區等領域被生產的，利用“批判的雙焦點”進行縱向觀察，能使研究者真正步入這些領域進行探究。最後，她認為這種方法能讓研究者深入研究群體的實地生活，考察社會結構形式的更廣泛的矛盾和衝突，而不僅僅是高談闊論高深的理論。
總之，韋斯教授指出，“批判的雙焦點”是未來研究的一種模板，能夠動態地將人們的現實生活與對其產生影響的社會結構和政策緊密相連。因此，它不僅與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存在內在的關聯，而且是一種可以被運用到其他的任何國家或領域。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目睹不斷加劇的國內或國際上的不平等，少數人的財富和特權不斷積累和增加，而貧困人口、工人階級甚至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的劣勢處境也在不斷膨脹。研究者對教育的已有研究要麼集中在微觀動力機製的頒布，要麼隻是從階級、種族、宗教、地區等方麵刻畫一張關於不公的結構風景圖；已有研究的目的要麼在於展示不平等的再生產過程，要麼在於強調受壓迫最深的人群對不公的反抗過程。然而，當拋棄教育不公單獨講這些故事時，它們又會顯得不完整。任何形式的研究總是會有所貢獻，或從生活中提取結構，或從部分地區上升到全球範圍，或從群體的排斥中拎出少數人的特權，等等。但這些研究的貢獻又總是不夠充分。如果我們要理解現有的不公並重新想象代表集體利益的教育，那麼權力的喪失和特權的積累無論是在理論層麵還是在方法論層麵，都應當是批判的。這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批判的雙焦點”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論，對目前研究困境和未來研究前景的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責任編輯：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