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共和國第五代人”
專家來稿
作者：張祖群
【作者簡介】
西安電視台王建平等導演的1999年拍攝的《共和國第三代人》，實則是一部曆史反思片，作為當時慶祝共和國50周年獻禮的重大反思，在播出之後得到官方、觀眾、學術界等一致好評，後來獲得國家文化部、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王建平介紹到，在拍攝與製作過程中，所有創作組人員其實都是在冒險，因為這是一部具有史實性的“第二”《河殤》。《共和國第三代人》共有6集，時長180分鍾。在2009年7月27日-31日昆明召開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IUAES）第十六屆世界大會期間，其中的影視人類學專場，王建平女士做了《共和國第三代人》學術發言之後，利用簡單的空隙時間快速回放了其中的第二集。後由我進行專家點評發言，現在根據當時筆記整理了點評資料，以緬懷共和國誕生之後的艱辛曆程。
一、曆史不僅是書本的曆史和階級鬥爭的曆史 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將改變紅色中國的希望寄托於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就是1940年代、1950年代出生的共和國第三代人。這一代人是與共和國的成長曆史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特殊的國情、特殊的運動造就了他們這一代極其特殊甚至“扭曲”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接受以服務社會主義事業為核心的教育，以共產主義價值體係作為各項教學工作的核心內容，政治觀念和階級鬥爭觀念被日益強化，各種主觀和客觀合力作用造成共和國“第三代人”青春期具有特有經曆。[1]今天諸多文獻都將這一代人的個體（例如河南安陽石油分公司經理、共產黨員高玉廣[2]，銀行金融資本家萬建華[3]）樹立為創業典型。“共和國第三代人”這個舶來品名詞本身即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它是西方價值觀或者中西方政治對立時代的一個文化符號和標簽。
《共和國第三代人》走訪17個省市的45位專家學者和69個事件的群體近百人，重點訪談了徐友漁、王長江、周為民、陳太任、定宜莊、許明、陳少明、吳興明、尤西林、陳秀琪、李學勤、劉文學等著名人文社科方麵的學者，並將他們的訪談記錄剪輯在這一代人親身經曆的事件中，夾敘夾議，帶有非常理性的思考。30分鍾的回放雖短，但是信息量很大。從隨時都存在、苦大仇深的地主階級鬥爭，到1957年毛澤東再訪蘇聯；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的地主莊園裏收租的地主塑像，到重慶歌樂山的紅岩紀念館引起轟動的江姐石雕；從劉文才不忘記血海深仇，緊握手中鋼槍，到1964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的演出；從文革中瞿秋白的自述，到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十七年的苦難仇恨教育到底如何反思？
共和國第三代人在一種國家構建的曆史中接受了幾乎是統一的、絕對的階級仇恨教育，塑造了他們的性格一致性和改革開放後部分人的時代悲劇性。然而曆史不僅僅是書本的曆史，也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曆史，這是不全麵的曆史。共和國的曆史本來是多元化的，需要跳出絕對主流意識的文獻限製和時代框架，從沒落的曆史角落、充滿灰塵的檔案，從個人的前後經曆、時代造就的個人悲劇和巨大成功，從國內外的分合態勢等理解曆史，從而使我們全麵、深刻地反思那個時代。
非常不幸我們這一代沒有機會完整地閱讀與討論文明的發生機製與轉換，當然我也非常有幸，在1999年讀大學本科期間從一位老師的書櫃中借閱了那本被封禁的書。我想，如果事件，單純從學術角度來解讀《河殤》，剖析它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其實是應該的。《河殤》實際上是在改革開放後第一次在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內掀起了一股對一“共和國第五代人”深入北京宣南地區調研種延續五千年的中華悠久曆史文明進行的“總體的反思”，當然它的筆調唱的是一曲整個中華民族的葬歌，宣告了所謂“黃河文明”（即中華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對一個偉大民族及其悠久文化傳統的全盤否定。我們不要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剖析這種文明中固有的弊端，並且聯係60年共和國的國史，聯係100年以來中國現代史，更要聯係1840年以來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史，以及更長時段的東方農耕文化遊牧文化史，來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曆史反思。大凡進行曆史反思，討論的放開，才能深入，才能明辨是非，才能推動真理向前進。我想，下來以後我還要認真重讀大地母親，重讀中華母體文明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