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3日，美國醫療保險改革法案經總統奧巴馬簽署正式成為法律。大洋彼岸的美國，圍繞“醫奴”的大討論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其實真正的有錢人並不在乎花最多的錢獲得最好的服務。蘋果公司CEO喬布斯做肝髒移植就是個典型例子。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殘疾人、孕婦、低收入家庭成員(特別是兒童)、現役和退伍軍人因為有資格享受政府的醫療救助，也沒有那麼多抱怨。
真正對“看病難”怨聲載道的還是中產階級。1970年1月，《時代周刊》把“美國中產階級”評為1969年的年度人物。它對美國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的“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決定了美國選票的流向，於是美國政客們為中產階級量身定做了一套“醫療保險”體係。這套體係設計的初衷是與歐洲“福利社會”和蘇聯的“公費醫療”相抗衡，以此表明美國“自由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美國“自由主義”醫保體係最突出的特點是市場經濟化。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和商業保險公司簽訂合同，每月繳納保險費，有病時則獲得醫療服務。這和美國主流價值觀完全相符。
但進入21世紀，美國醫保體係的問題越來越多。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醫保價格並沒有因為自由市場競爭而降低。2008年美國的國民衛生支出，即公共財政和居民個人的醫療保健開支總額為全球最高值，約為2.387萬億美元。根據美國凱塞家庭基金會的報告，僅2006年前九個月，美國工作者家庭的平均醫療保險費用同比上升7.7%。2000年到2006年間，美國工作者家庭的醫療保險費用上升了84%，翻了近一番。這就像已經交了一套房的首付，但每月的按揭費用卻不斷攀升。
比如有一個叫吳瑞卿的香港移民，她是美國國務院聘用的同聲傳譯員，達到了中產階級下層每月3000美元的生活水平。可是每個月僅醫療保險一項就要掏435美元。如果她還要供房的話，每月又得掏出800多美元，僅此兩項，就要占去一個中產階級稅後(按稅率25%計算)月淨收入的50%以上，再加上養車和養小孩的龐大開銷，中產階級就成了“房奴+醫奴+月光族”。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出現“醫奴”現象呢？首先，美國正進入老齡化社會，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照顧，這樣必然形成一個醫療保健的“賣方市場”，醫療服務永遠供不應求，從而導致醫療費用不斷攀升。其次，隨著現代科技手段的提高，很多以前治不了的病都可以治好，使得以前早就被醫生“宣判死刑”的病人“又活過來了”，這樣無形間延長了治療周期，也增加了醫藥費開銷。第三，商業機構對利潤的無盡追求導致醫療價格“被提升”。據美國紀錄片《神經病人》介紹，一名患者在美國買一種藥需要120美元，但在古巴隻要5美元。第四，在美國經濟泡沫最嚴重的時期，華爾街把醫療保險、房地產和銀行結合起來，設計了很多“新玩兒法”。比如，老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給保險公司，然後每月從保險公司獲得貸款以支付醫藥費，老人去世後用房子歸還貸款，但問題是一些保險公司在這一過程中間添加了很多“金融杠杆”。結果次貸危機一到，很多老人既丟了房子又失去了醫療保障。
而比“醫奴”更慘的事情就是一輩子當“醫奴”，等到真正用錢的時候卻被保險公司拒絕賠付。比如，以前你得了小病，自己買藥吃了，但沒有告訴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拒絕賠付。假如你患了癌症，要麼切除腫瘤，要麼等死，但保險公司也許會拒絕支付切除費用，理由是手術方法是實驗性的，結果難以預料。
比“醫奴”得不到錢還要慘的事情，就是自己想當“醫奴”還當不成。美國社會最低收入者可以享受國家醫療救助，但剛剛超過貧困線而自己又無力支付昂貴的醫療保險的那部分人則成了被醫保遺忘的群體。於是他們隻能減少日常保健支出，有病也扛著，直到小病拖成大病。
正因為美國的“醫奴”現象極其複雜，所以這次奧巴馬簽署醫改法案引起了極大爭議。比如我曾經聽到過一個年輕的美國人抱怨說，美國醫療體製是年輕人存錢養活老年人，等到自己老了，這筆錢實際上已經被上一代人花光了，所以他們寧可不參加醫療保險。而已經購買了醫療保險的人，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又害怕企業因為被強迫支付員工保險而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