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作者：許經勇
一、鄧小平南巡談話的曆史背景
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改革計劃體製，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實行計劃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是錯誤的。”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會上的講話，在講到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時說：“這次經濟體製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這是個好的文件，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十三大報告，與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個別提法有所調整，即通篇沒有出現“計劃經濟”這個概念，完全突破計劃經濟的框架。之所以能達到這個高度和鄧小平的反複提示，是有很大的關係。1987年2月鄧小平在同趙紫陽等人談十三大的籌備和十三大報告的起草等工作時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不要再講以計劃經濟為主了。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要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十三大報告是這樣論述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製，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製，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製。這就徹底拋棄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劃等號的傳統觀念。1989年“六四”事件後，有人借批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重新修改十三大報告。鄧小平明確回答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國際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1989年11月召開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改革的核心問題，在於逐步建立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機製。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程度、方式和範圍，要經常按照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進。”“要根據治理整頓時期應當多一點計劃性的要求，適當加強集中。”這個提法不僅重提計劃經濟，而且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係，視為“板塊關係”和“此消彼長”的關係。這和十三大報告“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要求。”以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等等提法相比較，顯然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
吳敬璉在2012年2月上旬召開的中國企業家論壇年會上說，1988年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很嚴重）、1989年的政治風波，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把這次經濟、政治問題歸咎於市場取向改革，指責“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於是發生了改革開放以後舊路線、舊體製的又一次回潮。正是在兩種思潮激烈交鋒和“開倒車”活動很活躍的背景下，孕育了鄧小平的南巡談話。
二、鄧小平南巡談話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精神
實際情況是，針對當時的傾向性思潮，1991年春鄧小平的上海談話，就體現出來了。有人因此把鄧小平的上海談話視為次年南巡談話的預演。隻是有些人聽不進去，或者是沒有聽懂。如果大家都聽進去了，都聽懂了，就不會有次年的南巡談話了。鄧小平1991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視察上海。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當時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黃浦江評論，其作者是曾任《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的四篇係列文章，基本精神脫胎於鄧小平上海談話的內容。開篇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文章凸顯幾個字：“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第二篇文章的題目是：《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明確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於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鄧小平上海談話的精神。“計劃和市場隻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並批評“有些同誌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蘊藏著資本主義幽靈。”3月22日，發表第三篇文章，題目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文章發表後受到一些人的攻擊，責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第四篇文章，即《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主題是要從組織上人事上保證改革開放，受到一係列的大批判。不僅如此，10月7日一位大人物來上海視察，在領導幹部會上公然指責“皇甫平”的文章影響很壞，黨內外的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把大家思想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說什麼“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這不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此時也同時受到北京大報的圍剿，幾乎是針鋒相對的，矛頭指向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