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我寫了一篇稿子，題為《文學的母親》，發表在遼寧一家雜誌上。
今天重讀該文，讓我領略了什麼叫年輕氣盛，什麼叫大言不慚，什麼叫歲月無情。那時的我，怎麼說呢，讓現在的我又羨慕又羞愧，又喜歡又討厭。那時的我，懷著一種幼稚的、膚淺的、令人慨歎的正義感、豪邁感、幸福感，誠懇熱情，奮筆疾書。
當時，我是真相信，我所感受的，都是真實的，我所說的，都是正確的，對社會是有好處的。我的口氣很大，不像在寫一篇無足輕重的文藝短文，倒像在寫文件、寫社論，像大幹部居高臨下，對著麥克風，對著文稿提示器講話，開口我們、我們，閉口要這樣或者是要那樣，甚至還敢說我們的文藝領導同誌應該如何如何，真是太……太好玩了。也難怪，那時的我，研究生剛剛畢業，我的思維和文筆，雖然曾受到中外優秀文化傳統不同程度的熏陶，卻是在剛剛逝去不久的文革中“鍛煉”出來的。
也愛提“人民”這個概念，一篇小稿，居然用了五十多個“人民”，咣咣咣咣，一通狂甩，也不管恰當不恰當。比如這句：“人民群眾是社會生活的惟一主體。”純粹是廢話。再比如：“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但人民也是有缺點的。”等於沒說。
愛說“人民”，是一小養成的習慣。我生活的環境中，到處可見“人民”——人民商場、人民劇院、人民公園、人民藥房、人民浴池、人民旅社、人民公社……見多不怪，寫起稿子，什麼都往“人民”上靠，以為一提“人民”就高尚，就包羅萬象，戰無不勝，“人民”就是終極目標，就是一切。不成想，許多錯誤，許多荒誕，甚至許多罪惡，都假人民之名以行。“人民”這個概念，包括“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類的概念，已經被，或者正在被一些人褻瀆，掏空，偷換，移花接木，暗渡陳倉，大帽子底下開小差。
還有，那時的我，無比看重文學，對古代和當代的文學成就一概自豪，壓根兒不知道，用不了多久，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就不大靈光了，就從轟轟烈烈的大場麵，退居黯淡的邊緣地位了。當代文學，在中國的地位其實不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高。外國一些漢學家說破了這個現象，我們雖然不樂意，可也反駁乏力。
我的這篇文章，還反對作家逃避所謂社會生活，躲在家裏，寫內心，寫私事。現在看來，這個反對，無疑是片麵的，糊塗的。因為文學史不斷證明，有些作家哪兒也不去，就是躲在家裏寫內心那點事兒，可是怪哉，照樣寫出了好作品，讓你都沒地方生氣去。
處處有生活。內心也有生活。可是，昔日的我，對此，就是認識不上去。
文章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缺陷：忽視作家個人的創造力。我說“人民是文學的母親”，母親固然好，可是，同樣是在母親身旁，為什麼有的人當了作家，有的人當不了作家，有的作家高明，有的作家平庸？難道母親偏向不成？專給某些幸運兒吃獨食不成？這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我的小文並沒有想到，也解釋不了。
也不是一塌糊塗，一無是處，文中有些東西，即使現在看來，也不算錯，比如，不好意思，別比如了。
文中提及該不該用暢銷與否來衡量作品的好壞時，用以喻譬的暢銷商品居然是永久牌自行車和雙喜牌高壓鍋，如今看來，真是非常古老，非常幽默。
親愛的時間朋友，你走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