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在普度大學攻讀的是政治學。那時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雖已到尾聲，但是李黎還是感受到20世紀60年代的氣氛，許多在台灣時被封鎖了的舊聞，讓李黎衝破禁錮20年的思想藩籬：1968年的巴黎“五月風暴”、捷克“布拉格之春”、日本學生和工人憤怒抗議的“反美日安保條約”；1966年拉開序幕的“文化大革命”，已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和學生被下放到邊疆或農村勞改……她也在普度大學圖書館的閣樓裏，發現整屋子在台灣被禁的中國30、40年代的文學書，包括茅盾、魯迅、沈從文等人的作品。她像發現了文學金礦，狼吞虎咽地閱讀那些以前無緣讀到的書籍，並開始創作小說。
1970年9月10日，美、日兩國達成協議，將二戰時美軍所占領的琉球（包括釣魚台列島）交予日本，引發全球華人抗議。台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反對美、日私相授受。來年，2000多位中國大陸及台灣留美學生在聯合國總部外麵示威，高呼“保衛釣魚台”。熱血沸騰的李黎，在普度大學創辦手抄影印本留學生雜誌《新天》，也常在周末從普度大學開車前往芝加哥，用文章、漫畫協助編寫《釣魚台快訊》；還寫劇本，在華府和附近城市表演話劇。
那場領土保衛戰也同時在海外拉開了國家認同衝突的序幕；參與釣運的留學生出現了左、右兩派的分歧，左派台灣留學生公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代表中國”，李黎與薛人望也被標簽為“左派”，從此列入台灣黑名單，長達15年不能返台。
1982年，李黎以筆名薛荔寫了《最後夜車》，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卻因為仍列黑名單而不能回台領獎。直到1985年母親生病，李黎心急如焚，再次嚐試申請，由於當時政策已較鬆綁，李黎順利拿到簽證，重新踏上久別的台灣故土。陳映真在為李黎的短篇小說集《最後夜車》所寫的序裏說，“保釣運動”讓李黎對於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對於現代史中的中國，以及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中的位置等，有了深刻的思索；從運動的勝利與挫折、理想與幻滅，學習怎麼重新探索和思考中國──包括大陸與台灣。
《最後夜車》的首篇《譚教授的一天》，1971年12月發表於白先勇創辦的《現代文學》，以30年代在北大就讀而後到台大教書的教授為創作原型。1977年秋天，李黎因前一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衝擊而開始質疑心目中的“烏托邦”，決定遠離“運動”回歸文學。同年，李黎首次踏上中國大陸，尋訪故居，也展開了文學的尋根之旅。
1979年秋天，李黎透過香港友人的介紹認識了三聯書局總經理範用，兩人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之交。閱讀廣泛的範用已讀過《譚教授的一天》，還稱許她的筆調“頗有幾分沈老的風格”（茅盾原名沈雁冰）。回想起在普度大學圖書館閣樓狼吞虎咽茅盾等30年代作品的時光，李黎確實佩服範用銳利的文學見解。範用不止對文學的眼光銳利，而且膽識過人，文革後在三聯旗下創辦了文學、思想、知性的《讀書》雜誌，創刊號發表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被文學界形容為“提著腦袋辦雜誌”。
範用為李黎引見30、40年代的重量級作家沈從文、茅盾、丁玲、錢鍾書、楊絳、馮亦代、汪曾祺……，以及畫家黃永玉、書法家黃苗子、鬱風夫婦、翻譯家楊憲益、劇作家吳祖光、新鳳霞夫婦、漫畫家丁聰等等。後來她每到北京都先拜訪範用，聯絡這些文壇前輩餐敘聊天，獲益甚多。也因範用的推薦，李黎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西江月》1980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範用還特為她請茅盾題字，請丁玲作序。李黎收集在書裏的小說，不止思考個人、祖國和民族的去路，也帶著對運動的沉澱與反思，對大陸和台灣的牽掛，書寫流放異域的孤寂，以及心靈與生命的荒涼。
與中國文學的緣分還不止於此。2005年，李黎因偶然的機緣在上海遇到了胡蘭成的侄女青芸—胡春雨女士，這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提供了第一手的口述故事，以及有關胡蘭成、張愛玲交往期間的寶貴數據，澄清了幾件曆史懸案，後來完成《浮花飛絮張愛玲》一書，於2006年11月出版；3年後，胡春雨女士過世。這本書也成為研究張愛玲者必讀的一本著作。
母語寫作跨過“不回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