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思想家萊辛生活在18世紀分裂卻專製的德國，他力圖以自己的作品告訴人們無人可以壟斷真理，任何人也無權把自己視為完美無缺的偶像讓別人崇拜，無權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為隻有我掌握真理”。他深知自己生活在當時“歐洲最具奴役性國家”，隻能思考，無法行動，因此“他的‘自身思考’與行動的隱秘關聯，在於他從不用結論來約束思考”，他撒向世界的“思想的酵素”並不是為思考設立一個結論性終點，而是刺激人們獨立思考，強調獨立自主的思考，彰顯出啟蒙思想家的特點。
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雅斯貝爾斯已經50歲了，早已功成名就。然而，作為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他並未沉溺於遠離塵世的“形而上”的世界中，相反，他反對那種哲學家必須與公眾保持距離的觀點，所以經常“離開學院範圍及其概念化的語言”麵向公眾發言，探討現實中人們麵臨的最迫切的時代問題。他認為，哲學和政治關係到每一個人，這是它們的共同點，因此歸屬於公共領域，而哲學家必須為自己的意見負責、承擔責任。正如阿倫特所說：“政治家的位置相對來說要幸運一些，他們隻需要對自己的民族負責；而雅斯貝爾斯的寫作，至少在他1933年後的著作中，卻總像是在整個人類麵前承擔自己的責任那樣。”因此，他在巨大的災難麵前仍然十分堅強，他的堅強與不可冒犯之處就在於任何東西都不能使他放棄“人性”。
或許後來生活在東德的詩人、劇作家、名導演布萊希特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所以才會那樣毫無原則地為權勢者大唱讚歌。然而，“一個詩人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長的懲罰，除死亡之外，當然是他的天賦的喪失”。由於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黑暗時代”的責任，曾經才氣縱橫的布萊希特最終才華盡失，這不能不說是全人類的損失。對此，阿倫特斬釘截鐵地說：“無論你是否能夠用最美妙的嗓音讚美暴政，實情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分子或文人不會因為這一罪過，而受到喪失才能的懲罰。”
前麵說過，“黑暗時代”的重要之處是公共領域完全被遮蔽，意義的喪失。但是，在無意義的時刻，仍有人堅持意義的追求，甚至在這種“無意義”之中成為“黑暗時代”的光源。因此，阿倫特認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20多年前一位中國青年詩人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