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必須一槍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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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夏，我即將從軍校畢業的前夕，學校來了一位神秘的領導。
因為臨近畢業，幾乎每晚我們都會偷偷聊到很晚。我還記得那晚臥談會的主題是衛生隊裏新來的幾個女護士，我們聊到夜裏一點才陸續睡去。
剛睡著沒多久，一陣尖厲的哨聲驟然響起，我的意識還停在美夢裏，身體卻像觸了電似的從床上彈起來。整個宿舍開鍋一樣嘈雜，窸窸窣窣穿衣服的聲音、手忙腳亂扣武裝帶的聲音、蹲在床上找東西的聲音摻雜在一起。有人一邊打著哈欠一邊嘟囔著：“這都快畢業了，怎麼還來這套？”
這些年在軍校裏，這哨聲簡直成了我們的噩夢。甭管你是在刷牙還是洗澡，就算上廁所尿到一半，隻要哨聲響起，就必須在三分鍾內武裝完畢，打好背包站在樓下。以至於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渾身都會立刻緊繃起來。
作為還有三個月就畢業的我們，已經很少有緊急集合的情況了，我們也都在夜裏慢慢地放鬆了神經，沒想到今天又來了這麼一出。拜這些年所賜，我練出一個絕技：從聽到哨聲開始，起床，套上褲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檢查著裝，最後飛速跑到樓下，全程不用睜眼一氣嗬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學飛快地站到操場上，標準間距三步列隊站好後，極不情願地睜開眼，才注意到教官身邊站著一位校領導，還有一位從來沒見過的首長，憑借微弱的光線隻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軍銜。
我隱約感覺到，這一天的緊急集合非比尋常。
黨委書記和那位麵生的首長低聲交談了幾句後，首長微低著頭背著手走進隊列裏，像是在小樹林裏散步似的，偶爾停下來好像在思考什麼事，停不了幾秒又繼續在隊列裏穿行。
他從我麵前一共路過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繃直背脊抬著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過去，隻能看到他帽簷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麼事了？難道有誰闖了禍，上麵派人來徹查？那這得多大的過錯啊。我心裏七七八八地想著，天色一點點亮起來。
升旗的旗手護著國旗正步從我們隊前經過，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號聲這才響了起來。
那首長走出了隊列，打開手裏的本子唰唰寫了一通，撕下來遞給校領導，他們相互行了個軍禮就低著頭離開了。書記看看手裏的紙，抬眼看了看我們，大聲說道：“我點到的同學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點到了！
我頓時明白，首長是來挑人的。
站了一個多小時，腿已經有點兒發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隊伍前麵，跟其他19名同學站成一列。我掃了一眼與我一同被挑出來的同學，希望能找出我們的共同點，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績而言，我們這20人可謂遍布上中下三個級別：既有全能型的優等生，也有年年墊底的老末；既有成績不高不低的中遊“砥柱”，也有成績毫無邏輯上躥下跳讓教官心髒不適的跳躍生。
大家一定都揣著很多疑問，有人已經忍不住互相交換疑惑的眼色。但條例明確規定，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
我隻能靜等答案，也有可能，永遠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來，我們被那位首長不知以什麼標準又篩了四次。在這個過程中，文沒有理論考試，武沒有體能測試，隻是挨個兒找我們聊天。後來我和其他同學聊起，發現他和每個人每次談話的主題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個問題跟下一個問題完全不挨著。
聊天過程中，他始終保持著一個表情，就是沒有表情。因此根本無從判斷什麼是正確答案，所以在回答問題時，隻能憑著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練兵也好，理論考試也好，誰不服誰想較勁兒也有個明確的指標。這次想創先爭優，卻根本連分數線都不設。
一周後，我再次來到他在學院的臨時辦公室，屋裏多了兩個我的同學：一排的寧誌和三排的鄭勇。
這位神秘莫測的首長坐在辦公桌後，手裏拿著幾個文件夾，言簡意賅地對我們說：“我奉命組建特案組，你們三人的各項條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選拔標準。你們每人有機會問我一個問題，沒問題就準備就位。”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陣狂喜，幾乎要笑了出來。我終於留到了最後！這幾年，我們每個人最擔心的就是畢業後會被分配到城市執勤，或是派到邊疆派出所去。如今我顯然將要提前告別這種擔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麼是特案組？有多少人？執行什麼任務？……我腦中瞬間湧出無數個問題，可首長說得很明白，每人隻能提一個問題。如果想知道這個特案組到底有多重要，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看它屬誰管。我組織了一下語言，問道：“特案組向誰負責？”
首長說：“向我負責。”
一時間，我無法判斷這個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隻能問一個問題，我隻能把希望寄托在寧誌和鄭勇的問題上了。
寧誌的問題是：“什麼是特案？”
我用餘光瞥了他一眼，我們不同班，沒怎麼打過交道。他的問題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問題之一：我們不擔心特案太特別，而是擔心特案不夠特。四年軍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時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訓練模式早已滿足不了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聽教官講稀奇古怪的真實案例。
首長回答說：“公安部門處理不了，軍方又不便出麵，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寧誌的表情顯然對這個答案也不夠滿意，繼續追問又是不被允許的，他瞄了一眼鄭勇，意思是讓鄭勇接著問。鄭勇問的是：“裝備是什麼級別？”
首長說：“特級。”
鄭勇一個立正：“沒問題了。”
我和寧誌趕緊也跟著立正挺胸說：“沒問題了。”
首長遞給我們一人一個文件夾，說：“這是你們進入特案組前宣誓的誓言，你們仔細看清楚每一個字。如果做不到現在就放棄，絕對不能有一點兒勉強。”
我默念著紙上的一字一句，心裏翻江倒海血脈僨張，我知道他倆跟我一樣，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個任務來證實我們有決心、有能力兌現這紙上的誓言——其實從進入這所院校穿上這身軍裝起，我們就已經做好了這種準備。
我們不約而同地立正敬禮，表示已經準備好了。
就這樣，1996年初夏的一個下午，我們站在學校小禮堂的主席台上，在校黨委書記的見證下，麵對著國旗、黨旗宣誓：“我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特案組警員。我宣誓，絕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服從命令、嚴守紀律、英勇戰鬥；不怕犧牲、忠於職守；堅決完成任務；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背叛祖國，絕不叛離武警部隊。”
首長靜靜地站在一旁，等我們宣誓完成，走過來站在我們麵前，足足盯著我們看了有五分鍾，看得我們渾身發毛後才緩緩說：“從現在起，你們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戰友。我叫徐衛東，是你們的直接上級，你們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說完，他上前和我們挨個兒握手。我習慣性地想敬軍禮，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從這裏出去以後，你們將脫下軍裝，我不允許你們身上再有明顯的軍姿出現。”
從禮堂出來後，徐衛東給我們下了第一個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鍾內收拾好行裝。
二十分鍾後，我們坐上一輛掛著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轎車，離開了學院。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回頭朝越來越遠的學校大門眺望，直到車子轉了一個彎，再也看不到了，我們才扭過頭。
2
我們被直接拉到位於密雲深山裏的一個訓練基地，除了吃飯睡覺，所有的時間都用來看幻燈片、錄像和卷宗。內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槍支走私和製售的情況資料，還有案件多發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幾省的人文和地理。
開始一段時間還覺得新鮮，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圖像資料，看得我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現場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槍地大幹一場，然後領功、受獎、鮮花、掌聲……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覺得膩了。麵對著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天地數著日子，我們甚至開始懷疑領導是否已經忘了我們這檔子事了。
鄭勇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得空就對著我和寧誌直呼上當。他是南方人，卻長了個五大三粗的骨架，酷愛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餅。午飯時候他又在一旁望著窗外唉聲歎氣，我隻好安慰他說：“這裏夥食比學校好多了，有很正點的內蒙羊腿肉吃。哦，這裏沒煎餅餜子，回頭咱去天津，吃最正宗的。”
鄭勇把筷子一蹾，衝我翻白眼：“合著我就是為吃幹這個的？”
寧誌哈哈一笑，正要說什麼，突然撂下碗筷筆挺地站了起來。
徐衛東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了我們麵前，我和鄭勇還沒來得及站起來，徐衛東照著寧誌的腿上就踹了一腳，指著我們說：“來之前我怎麼跟你們說的？動不動就立正的毛病怎麼還沒改？再讓我看到一次，就都給我滾回學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們一眼說，“跟我走。”
我們趕緊跟在他身後出門，上了他的車。徐衛東把車開得飛快，一路無話狂飆了三個小時，半夜時分到了內蒙古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市的舊稱），住進了當地支隊的招待所待命。
鄭勇興奮異常，整晚喋喋不休，臨睡前在被窩裏枕著自己胳膊看著天花板，嘿嘿地樂著說：“看到沒？活兒來了！你們猜是什麼類型的任務？”
寧誌淡淡地說：“我估計是演習。”
盡管我對這次任務也一無所知，但直覺告訴我，我等的這一天終於來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務等我們去完成。我也興奮，更多的卻是不安。
這是一種對於未知事物的惶恐，徐衛東兩個月前從105個學員裏選出我們三個來的時候，我就有過這樣惶恐的感覺。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論體能、論謀略我排不到前三十，寧誌和鄭勇跟我是半斤對八兩。我們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讓徐衛東把我們挑出來？我總想從徐衛東的一言一行裏找出點兒邏輯來，但他除了走路帶風、老皺著眉、說話聲音特別低之外，本身也沒什麼特別之處。
鄭勇和寧誌還在漫無邊際且毫無根據地猜測著任務，我不想參與，閉著眼又睡不著，不由得想起了兩個月前的那個深夜。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徐衛東。
也是在淩晨的這個點兒，他用緊急集合哨把我們集合在操場上，我、寧誌和鄭勇三人從此就走上了一條注定跟其他同學不一樣的道路。
徐衛東敲門叫醒我們時，窗外還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淩晨四點。
三分鍾內收拾利索後，徐衛東開車拉著我們出市區往西，奔了五十公裏左右後車子下了公路，感覺是進了一片荒無人煙的沙地。
車停在一個三麵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衛東熄了燈，扔給我們一人一副大墨鏡和一個防爆頭盔,示意我們戴上。周遭本來就霧蒙蒙的，戴上墨鏡和頭盔後就更是什麼都看不清楚了，我們摸索著下了車。徐衛東掀開後備廂，說：“來，一人一支。”
後備廂裏有一個槍架，上麵赫然挺立著三支八一式自動步槍，在微弱的天光下泛著幽幽的藍光。徐衛東說：“上車檢查槍支彈藥，今天的任務是槍斃死刑犯。”
拿了槍正要抬腳上車的我一個趔趄差點兒絆倒。人形的靶子我打過，人形的人是真沒打過。盡管我們都清楚這是早晚的事，訓練時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當罪犯，每次我也會把準星後的靶子想象成一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真的聽到要荷槍實彈擊斃罪犯了，還是大吃一驚——在區區兩個月前，我們還隻是某指揮學院裏的普通學員。現在，因為眼前這個叫徐衛東的人，我們就成了死刑執行人，要用手中的槍去結束別人的生命。
盡管那些都是罪大惡極的死刑犯。
但這畢竟是殺人。
一陣汽車引擎的轟鳴聲把我拽回現實。我定了定神，見三輛依維柯囚車在八輛越野車的護送下已經到了現場。一個中尉軍官跑步到徐衛東麵前立正敬禮，遞給他一個文件夾。徐衛東唰唰簽完字，軍官接過，轉身朝囚車跑步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