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深化的亞太發展競爭
專欄
作者：趙楚
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安全話題日益突出，無論傳統媒體，還是體現公眾關切焦點的社交網絡，各種有關安全問題的新聞和評論充斥。究其原因，一則是因中美、中日及美俄等大國關係變化而發生的態勢調整，再則是亞太國家因海洋主權和權益爭議而產生的對抗氛圍。這些變化似乎給人們一個印象，即過去40年來亞太的經濟繁榮和發展為核心的國家競爭已經退居第二位，而亞太國家間政治的重點未來已轉到安全方麵。這是一種嚴重誤導和錯誤的認識。
經曆過60、70年代對外政策大轉型時期的人應都記得，“準備打仗”曾是朝鮮戰爭以後長期的國家戰略最高指導；從曆史的角度看，在冷戰和中蘇對抗的時代背景下，國家政策的根本重點是以大規模戰爭準備為主要基礎的，一度甚至提出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提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很自然，一切國民經濟與社會政策都深刻地打上了戰爭社會的烙印：資源向軍事國防部門傾斜，國防力量的建設注重現有科技和財政條件下的立即的戰爭需求，國家和社會的管理理念和體製呈現普遍的軍事化特點，等等。然而，就在這段時期，全球經濟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基於新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歐美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在二戰後產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中國錯失了這種發展的曆史機遇。
在很大程度上，勃興於19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政策正是對安全和發展問題作出反思後的產物，按照中國公眾熟悉的傳統提法，新的國家戰略將“和平與發展”界定為新曆史時期的時代主題。1991年，冷戰結束，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發展競爭成為各國內外政策的重心，而且逐步獲得了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時代新特征，這種競爭已經發展為產業結構和社會自我完善的長期競賽。正是由於這種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為重點的國家競賽塑造了今日的亞太力量格局，也為目前的亞太國家博弈提供了真正的澎湃動力。
新時期的亞太發展競爭有兩個全新的時代特點。首先是，過去那種絕對零和與排他的觀念不再適用。過去40年來亞太國家間強勁的經貿聯係使無論像中美和中日這樣的大國，還是大國與周邊的中小國家之間，在事關國內穩定和國際競爭力的經貿利益方麵互相嵌入，經濟的全球化使任何國家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不可能再奉行以鄰為壑的傳統政策。這使得大國和國家間安全關係在性質上和形式上都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國家經濟安全觀念也相應發生了連帶的變化，已經沒有國家可以設想一種基於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的經濟與發展戰略。
今日亞太激發安全焦慮的諸多事件，比如圍繞海洋主權和權益問題的爭端，其背後的動力正是過去數十年發展和經貿競爭的延伸，而不是曆史上安全問題的重現。目前的爭端雖以海洋主權和海洋法權益為焦點，說到底還是因海洋開發而帶來的國家經濟貿易利益。這些爭端的緣由由來已久，其在現實的環境裏得以發酵，占據國家政策很優先的位置，並非因為各國主權意識突然的高漲，而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在能源和資源、貿易與持續發展方麵，麵臨產業和貿易升級的亞太各國已意識到海洋的巨大發展潛力。
就傳統的國防安全本身來說，以大國全麵交戰和軍事入侵為主要特征的安全威脅正在消退，相反，隨著像國際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興起，傳統的安全力量建設如不能充分考慮新威脅的性質與形式，即使再加大投入的力度，也將很難適應頻譜廣泛的新安全需求。冷戰時代強大的美軍輸掉了越南戰爭，蘇軍則輸掉了阿富汗戰爭，今天美國正在努力結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則是冷戰後的新反例。這些例證中，強大的傳統軍事安全力量打贏了每一場戰鬥，卻由於戰略認識的錯誤而輸掉代價極為高昂的戰爭本身。最為嚴重的是，錯誤的安全投資使亞太大國間經濟與發展競賽的格局和比例發生了變化。這些都是特別值得汲取的國家戰略教訓。
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時代的發展競爭不僅是對外經貿政策的事務，還是與內部社會變革密切相關的致命領域。產業和經貿等硬實力的成長需要以社會的革新、整合和轉型為基礎，所以，正在深化的亞太發展競爭說到底就是各國內部社會發展的全麵競賽，也是事關人類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競賽，認識不到這一點是不可能有效參與這一塑造未來的亞太發展大競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