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決策防腐敗 陽光執政樹權威
人才與知識
作者：李驥誌 張璿
芬蘭位於歐洲北部，全國人口550萬。由於人均受教育水平高，貧富差距不明顯，法律體係悠久，行政效率較高，因而其他國家常見的腐敗行為在這個國家並不多見。梳理芬蘭防腐、反腐方麵的製度設計，較為成功的有谘詢員製度、監察官（巡視員）製度以及社會參與決策、監督和追責等。
芬蘭曾經曆過兩次腐敗高發期
芬蘭是公認的貪腐低發國。縱觀芬蘭曆史，從早年作為瑞典的轄區，後來成為沙俄屬國，到1917年獨立，再到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隻有過兩次短暫的腐敗高發期。
第一次是二戰期間及戰後的幾年裏，當時物資緊張，芬蘭實行嚴格的物資配給製，人們迫於生計向官員行賄，以求得到更多的食物和日用品。據統計，1945年至1949年間，法庭共審理432起貪腐案件，為芬蘭曆史上腐敗案最多發的時期。
第二次高發期是上世紀80年代，當時芬蘭剛剛經曆了經濟高速增長，積累了一定財富，大規模開展設施和樓宇建設，一些不法商人趁機賄賂官員，以期在土地劃分和項目分配中得到照顧。1980年至1984年間，法庭共受理了105起腐敗案件。
除此之外，芬蘭公職部門總體上享有較高的信譽度，社會透明度較高，在絕大部分時間裏法庭審理貪腐案件平均每年不足10起。
如今，芬蘭在各類“廉潔” “透明”指數評估中位居世界前列，常被冠以“世界最清廉國家”稱號。在防範腐敗問題的研究中，芬蘭往往被學者作為西方社會的正麵案例（新加坡作為東方社會的正麵案例）來剖析。
結合芬蘭經濟發展曆程來看，第一次腐敗高發期出現在經濟最困難之際，而第二次腐敗高發期出現在經濟騰飛以後。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經濟騰飛過程中，芬蘭保持了很低的腐敗率。這說明，腐敗並不一定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反而是貧窮或資源相對緊缺時期的產物。
貧富差距小導致貪腐欲望低
學者通常認為腐敗產生有三個必要條件：較強的動機、存在權力尋租的空間、被發現的幾率低。而一些受訪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還有第四個要素：被發現後的代價不夠高。
按照這幾個要素來分析芬蘭曆史上的兩次腐敗高發期，不難發現，第一次腐敗高發是因為在嚴格的配給製度下，人們為了生存，產生了較強的行賄動機；第二次是在大量工程上馬的情況下，商人們發現有新的空子可鑽。
在絕大多數時間裏，芬蘭社會並不蘊含腐敗基因。
首先，貧富差距小，基本保障到位，使人們缺少行賄的動機，官員缺乏受賄的動機。
其次，建立、健全符合國情的法製和行政體係，減少了權力尋租空間。芬蘭承襲了瑞典統治時期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體係，並根據自身情況不斷調整。建國後，芬蘭精英政府繼續強調法治、公正、透明、民主等基本理念，不斷修訂規範公共權力的法律條文。司法繼續保持獨立，在法庭無法解決某些矛盾時，由代表當地群眾利益的大眾陪審團做裁決，最大程度保護了社會公信度。在法治的基礎上，芬蘭建立了一套官僚層級扁平、社會參與度高的行政體係。至今，芬蘭沒有一部專門的反腐法律，也沒有設置專門的反腐機構，但有關社會正義、不得濫用權力、保證決策公開透明的法律規定，已深深嵌入龐大的法製體係和行政規範中。
再次，篤信遵紀守法、鄙視不正之風的社會氛圍，導致腐敗代價沉重。 翻閱芬蘭刑法可以發現，對於官員貪汙或濫用職權等罪行，最嚴重可判4年徒刑，而實際執行時一般都判幾個月徒刑緩期執行，外加一筆罰款。芬蘭律師弗雷德曼告訴記者，芬蘭人口少，社會圈子小，任何齷齪行為一經曝光，官員就會名譽掃地，“不需要嚴重的法律製裁，犯事者就會感到無處容身，猶如一輩子受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