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長安城，很可能就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市，其規模與宏偉壯麗超過同一時代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和大食國的巴格達。長安，也是其他各大洲的主導國國王競相前來進貢稱臣的都城。當時，對外國人士（不包括西域已臣服及周邊臣服各國）進唐王朝要求甚嚴。但凡來到唐王朝的外籍人士必須穿唐王朝指定服裝，並不得擅自前往異地。而且國人對各國人士（不管是否是西域諸國的子民）一律統稱為“胡人”，外國商販稱之為“胡商”。“胡賈”外國僧人統稱為“胡僧”，外國女子統稱為“胡姬”。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國力，堪稱“太平盛世”。史書也曾這樣記載“京師鬥米十三錢，青齊等州鬥米僅值三錢，國無盜賊、野無餓莩、行千裏者、不持兵。自長安西行至唐邊境，凡一萬二千裏、沿途閻閣相望、桑麻翳野。”直到中唐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紙的國家。中國的絲綢沿著絲綢之路到了西方，馬上就成為羅馬貴族們手裏比黃金還珍貴的奢侈品。許多來華的胡人樂不思蜀，不想回國，就留在了中國。當時西域少數民族向往東方樂土，都城長安更是眾望所歸的聖地，所以這裏雲集著數量驚人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20萬之眾。長安獻藝的歌、舞、百戲、幻術（雜技）等高手，以及與他們相伴而來的是在長安開設飯鋪酒肆、歌樓舞謝的胡商胡姬，他們很快就成為唐朝文化大視野中的一道新奇亮麗的風景線。
唐朝是一個我們民族充滿陽剛之氣的時代。他的自信、開放、寬宏、博大、發達，把我們民族的聲威撒播四海，自唐以降，千百年來，歐洲的“老外”就是把我們叫唐人的。唐朝那種振奮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氣質，始終應該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梁。
大唐王朝沿著絲綢之路驅趕突厥人的同時疆域遠及中亞、南亞、西亞。唐派遣政治使節前往塔裏木盆地內外的西域各國。遠及巴克特裏亞（bactria）大廈國和波斯國。這些使節的用意在於使各國知道大唐王朝國力強大和百姓富庶。
唐朝宮殿屋頂的建築風格，大都舒展自如，兩翼如同張翅飛翔的大鳥，又如同大書法家筆下極其誇張的一撇一捺，顯示出不事精細雕琢但莊重威嚴、瀟灑自信的風韻。電影《天地英雄》裏那個唐朝宮殿絕非誇張。如今我們的唐式建築風格，還能隱約在小日本和韓國的寺院和皇宮裏見到。
唐代，也是我們民族文學藝術大發展的黃金時代。盛唐產生了上萬名詩人，一部《全唐詩》就有2300餘家，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王朝能夠擁有如此眾多的著名詩人名垂史冊。唐詩被成為“唐詩氣象”。
《中國曆史通覽》的對每個朝代的概括頗為別致：漢朝是“華夏方興”，宋朝是“兩京夢華”，清朝是“冷月清風”，漢朝是興盛的開始。宋朝的文化經濟空前繁盛，軍事上卻總是孱弱不堪一擊，被其他民族排擠的抬不起頭來。如今，我們麵對宋朝數量驚人的文化成就，想想它卻始終處於窘迫寡弱、驚弓之鳥的境地，讓人感歎這看似繁華實際飄渺的夢幻。元朝呢，與宋朝恰恰相反，雄才大略被大量的投入無休止的征服和炫耀武功，而荒疏了一些精神層麵的需求，使元朝如同貧血一般，這種社會對於曆史難有深遠的影響。至於清朝，撇開民族間的芥蒂，縱有勵精圖治的皇帝，縱有空前廣闊的疆域，在與西方文明的衝撞中也在無奈的逼近著自己的終點，喧鬧中掩藏著末路的危機，時時映現著落日前的悲壯與蒼涼。於是，在這種比較中，我們發現唐朝不論從它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還是從它較為完善的社會結構來說，都是封建時代真正的顛峰，都是曆史成熟的產物。
唐朝的自由坦蕩，比起魏晉名士癲狂放縱卻虛偽做作的“風度”，它要自然和瀟灑的多。豐腴婦人們不必為“好細腰”的皇帝節食，並且可與男子一同騎馬打球，甚至貴妃有失體統的“爛醉如泥”也成了佳話，還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女皇帝，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對婦女有著苛刻禁令和病態標準的時代都是少有的。文人們更是“狂妄”。他們有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的“贏得青樓薄幸名”，最了不得的是敢於同權貴叫板：“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有不滿索性掛印就走了，也沒聽說皇帝“龍顏大怒”的。這就是唐朝的人，上至王公仕子，下至布衣百姓，都表現出一種可貴的自由意識和開放觀念，甚至是在張揚自己的個性；他們也常常顯示出一種樂觀和幽默的可愛氣質，所以他們總是比較積極和振奮的。人們的思想狀態和生活方式就折射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和氣氛，所以唐朝不像明朝，總彌漫著午門外杖斃屍體腥臭的味道；不像清朝，人們習慣使用謹慎的媚笑和隱諱的筆法；不像宋朝，人們用苟且的偏安麻醉自己，用威嚴的儀仗裝裹枯槁殘軀。唐朝當然也有政治威壓也有特權階層，但相對而言這種政治已經開明到允許人民發出一些自由的聲音，這是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