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機遇與責任的複合體
國際觀察
作者：金燦榮 孫西輝
精彩導讀
●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是大勢所趨。它與其他銀行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但本質上是對相關銀行的重要補充。
●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奪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體的良性競爭。
●亞投行這一平台的搭建，使中國夢同亞洲夢、世界夢有了對接與落地的抓手。
2015年4月1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正式確立了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不僅多於世界銀行（以下簡稱世行）的44個創始國，更遠超於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開行）的31個創始國。作為首個由發展中國家提出並主導建立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自倡議伊始便吸引了全球目光。隨著籌建進程不斷取得新突破，亞投行受到的猜疑與阻撓和得到的期待與希望同樣多，這也使亞投行進一步成為焦點話題。
亞投行在什麼背景下成立
在全球層麵上，亞投行建立的主要背景是新興大國的異軍突起。新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基本延續了冷戰後的發展趨勢，即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推動下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各國的發展速度極不均衡。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普遍實現了較快增長，新興國家日益成為經濟新秀，而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下，發達國家的經濟長期陷入低迷，以新興大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率先擺脫危機影響，不僅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引擎，而且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為了更好地發揮新興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改革原有的國際金融製度順理成章地提上日程。雖然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了相應的股權比重和投票權比重改革決定，但因美國國會反對而受阻，不合理的國際金融機製並未改觀。
在區域層麵上，亞投行建立的主要背景是亞洲基礎設施落後。在全球範圍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是西歐、北美和東亞。然而，東亞比西歐和北美的情況更為複雜。一方麵，東亞經濟充滿生機與活力。東亞不但有堪與歐美比肩的老牌發達國家日本，而且有“亞洲四小龍”這種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優等生”；不僅有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還有“亞洲四小虎”等中小規模的新興國家。這些“新”“老”新興經濟體不僅擁有較好的發展基礎，而且具有繼續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麵，東亞經濟也麵臨發展瓶頸。不僅東亞國家，而且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都比較落後。根據亞開行的相關報告，2010至202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為8.28萬億美元，今後每年的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億美元。對於許多亞洲國家而言，這絕非一國之力所能及，需要借助於國際投資機構。然而，世行和亞開行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貸款比重低微，無法滿足亞洲各國的實際需求。
在國家層麵上，亞投行建立的主要背景是中國進入“新常態”。自2014年以來，“新常態”成為中國的流行詞。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國經濟增長由高速變為中高速，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動力由要素和投資轉向創新驅動；從政治的角度看，我國正在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從社會的角度看，我國正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更加重視公共安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斷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緩解社會矛盾和解決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而環境與資源壓力要求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麵對新常態及其帶來的新變化，中國創新發展思路，決定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
上述三個層次的背景表明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是大勢所趨，主要原因在於亞洲各國對於基礎設施投資的巨大需求和中國在資金、技術和經驗等方麵的優勢。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印尼首次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2014年10月24日，21國代表簽署了意向協議。目前，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涵蓋37個域內國家和20個域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