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秀幹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這些人都是傑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於是，我們就發現，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幹、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你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為先前的失態向李克道歉。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智有短長”（《人物誌》）。李克認為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幹才，更需要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麵這兩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欣賞音樂。魏文侯說：鍾聲不和諧，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隻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迷惑地問：你笑什麼？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於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田子方的意思是說，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當在用人當否，不宜對臣下的具體工作，作即興式品頭論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貢的高足，深諳領導藝術。
還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約前432-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並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衝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意思是說，是富貴者可以高傲，還是貧賤者可以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我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裏去不是貧賤呢！魏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太子的道理也發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曆年圖序》，相當於《資治通鑒》的大綱。他在文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於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
總之，魏文侯治國理政，不僅有成就，而且有經驗。這些經驗構成了中國古代明君治國的微型標本。
（作者為中國唐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