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作者：劉大先
文學寫作在新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有目共睹，相對於甚囂塵上的市場化商品文學和現代主義餘脈的所謂“純文學”，民族文學這一最初由官方文化規劃下的嚴肅文學日益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由最初帶有眾聲合唱的一體化意識形態下的組成因素進而逐漸生發出自己的主體性話語，成為邊緣處有力的多元分子。它所描寫的現象、所關注的問題、所關懷的價值、所表述的訴求，已經超越了民族風情的展示、自我殖民化的壓抑甚至民族獨特性的表達，而成為帶有普遍色彩的共同意識。換言之，它講述的中國故事，呈現的是中國形象，思考的是中國問題，民族身份的存在隻是無數中國身份中的一種。
回望2011年《民族文學》小說，愈加讓人感到民族文學早已躍出了“民族”的限製，而帶有整體的意味。而文學在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意義恰如李進祥（回族）《就要嫁個拉胡琴的》中寫到的那個故事：畫家劉一元在文化館館長沙爽和馬支書的安排下，到山村寫生，偶遇農民瞎二哥二嫂。老兩口一個拉胡琴，一個唱戲，在鄙陋粗野的窯洞中，讓劉一元感受到藝術的真正尊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入戲成癡，不離不棄。小說似乎講述了一個“不瘋魔不成戲”的老套故事，然而卻不僅僅如此，它更多講述了卑微中的崇高、低賤中的優雅，而這一切是對於藝術執著的投入所賦予——瞎二哥二嫂也許不是成功的農民，但是他們用自己對於藝術真誠的態度，使自己從世俗庸常中超拔出來，使一切功利的欲求變得傖陋，放射出讓任何人不能小覷的光芒。
以這種真誠的態度入手，我大致將從本年度《民族文學》小說的閱讀體驗中提煉四個攸關重大的問題——當然並非全部——借小說這一強勢文體管窺這一年民族文學在文化建設上的貢獻和價值、經驗和不足。
何謂差異性與流變性
從學科研究的角度來說，“民族 ”與“文學”都是現代的產物，當然並非說它們在前現代時期不存在，而是說它們作為能夠為現代理性所觀照的對象、獨立為社會身份和文化生活中重要的品類，有待現代性的洗禮。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民族”不是自然而來，也不會永久存在，“文學”隨著世界性的生產流通，也必將走向世界文學。那麼今日所言“民族文學”意義何在？
其實，也不必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似是而非的陳詞，民族文學確實在實際層麵體現了文化的多樣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信息和生活、消費方式日趨標準化、一體化的潮流之中，它的書寫成為一種抵抗和彰顯。阿尤爾紮納（蒙古族）《一個人的戈壁》中，金礦公司的翻譯嘎那在沙地上遇到大風暴，埋於沙下，被年近耄耋的老太太尼瑪達麗救下。在一起生活的幾天中，嘎那從老人那裏學到了許多原生態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世界的方式，當他獲救一年後準備來報答老人時，發現她和她的帳篷已經杳如黃鶴——也許正是害怕嘎那會帶來開礦公司來破壞這片淨土，老人決定將這塊戈壁的秘密一個人帶走。外來者的闖入與觀察是描寫“原生態”文化的一個常見視角，小說不落俗套的地方在於，它以老人決絕而沉默的消失，表明了一種堅守特定文化狀態的信念。巴亞合買提 朱瑪拜（哈薩克族）《神秘雪山》也是一個“外來者闖入”的母題。通過一個外來者受到教益，而產生對於本地文化的敬畏的故事，充滿了浪漫與寫意的色彩。天熱（蒙古族）《白毛風》裏，牛販子在風雪中被黃牛主人布仁老爹搭救並原諒。白毛風就像是一場清洗罪惡的儀式，讓心靈得到淨化和升華。這些異文化的洗禮，讓習慣於標準、規範和統一的主導性文化接受了新鮮的認知。
不過，傳統日益受到擠壓也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麵隨俗從變也是一切文化所必然要經曆的蛻變過程。李萬輝（瑤族）《埋槍》中，老獵人在與白鷳周旋的過程中，產生了心靈的震顫和對於生命的重新認識。這次捕獵的過程以老人放棄獵殺，埋掉獵槍結束。這是一種儀式書寫，既是對於既往生活生產方式的告別，也是一種對於文化和傳統的緬懷。阿雲嘎（蒙古族）《天上沒有鐵絲網》中的薩勒吉德更是一個民族傳統的殉道者，他古道熱腸，視朋友重於一切，然而在社會生產結構已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原有的人情風俗必然也隨之轉型，從這個意義上固守傳統道德的薩勒吉德就是典型意義上的悲劇人物。小說的結局雖然是決絕的走向悲情，但是它提出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如何在這樣一個傳統族群共同體受到衝擊的背景下，重塑人們的精神和情感？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文學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是關鍵的利器。
各民族文化一直處於交流折衝的狀態，唯其邊界的模糊，故可以相互翻譯；唯其核心的穩定，故總葆有其生機。尹向東（藏族）《魚的聲音》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漢族支邊醫生蘇醫生投身西藏，一開始因為不懂藏族習俗釣魚，被藏族漢子絨布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許多年過去，蘇醫生機緣巧合到絨布家給他的妻子看病，讓絨布打鴿子給病中的妻子補充營養，偶然卻發現絨布一家並沒有按照他的指示，而是在驅趕鴿子，免得被蘇醫生殺了。文化的差異是如此的細微而又深入骨髓，雖然經過多年的融合也始終有著彼此無法溝通的層麵。小說設置了魚的隱喻，象征了文化之間彼此失語，難以通約的尷尬。如果這是“異則相敬”的差別，那麼瓦 沙仁高娃（蒙古族）《草原蒙古人家》則體現了“同則相親”的認同。回到城市的琪琪格生下了布日古德留給她的兒子。這個故事並不符合世俗倫理，卻不顯得齷齪。因為一切本乎自然，反映了人性的複歸，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也折射出蒙古族的文化差異性。
文化的差異性在某些文本中有著極端的表現，木琮爾（蒙古族）《孤兒》中，當代蒙古族大學生阿斯根和成吉思汗時代的草原孤兒交相輝映的現實與虛構，都籠罩在作者一意孤行的民族情緒之中。然而更多的時候，這種情緒融化在自我的充實之中，並沒有過於偏激的表述。比如張世文（藏族）《喜馬拉雅》，以詩一般的語言，刻畫了一個晦澀、空靈、神秘莫測的世界。麵對這樣的文本，理性的分析似乎處於失語的困境，而宗教、信仰與心靈的質地則正好凸顯出來。德本加（藏族）《人生歌謠》和《太陽落山時》都是暮年時候對於時光、命運的感悟，雋永卻又無法用某個特定的道路予以歸納。浩日沁夫（蒙古族）《穿過季節的雨滴》裏，曾祖父夏力布在十七歲成婚不久就決然出家，這樣的事情即便以後見之明也無法參透背後的奧秘，也許隻有對於宗教的迷狂才可以略作解釋，但是這種迷狂恰是彌漫在日常之中，所以給整個小說帶來了一種似夢如幻的感覺。這些小說用主流小說的評判標準顯然是不適宜的，它暗藏著一個民族內部心靈的機密。
在殘留著人神未分、萬物合一觀念的一些少數民族那裏，尤其是在有關自然生態這樣全人類共同需要麵對的問題時，民族文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格日勒其木格 黑鶴（蒙古族）的《狼穀炊煙》以風起，以風結，狼穀中年輕的牧人那日蘇和他的狗巴努蓋、索堯、索拉格的故事就如同大草原上被風吹過來的炊煙，嫋嫋欲斷卻又連綿不斷。老的牧羊犬像遲暮的英雄一樣慷慨悲涼，新一代又茁壯而起，人和獸都在這片蒼茫的大地上生生不息、躍動不已。這幾乎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部史詩，關於草原的競爭、死亡、新生，既有人類學視野中的細描式的刻繪，也有社會學觀照下的民俗式展示，更有未被現代工具理性點染的野性雄渾之美。類似題材的艾則孜 沙吾提（維吾爾族）《狼崽“藍眼”》中，阿希木阿洪大叔在不忍之心下撿回了一個狼崽子，從此和這個後來被喚作“藍眼”的公狼發生了一係列恩怨糾葛。小說顯示了真正的眾生平等的觀念，人與狼都在天地間掙紮搏鬥，贏得自己生命的尊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才是真正的生態關懷，而不是僅從人類角度書寫的“生態小說”。
關於人、人性和不可索解的人生，列維 布留爾所謂的超越感性與理性的元邏輯顯示出其經久不息的魅力。胡馬爾別克 壯汗（哈薩克族）《無眠的長夜》就是這樣一個詩性智慧的產物，小說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個怪異的情節、荒誕的場景和超現實主義的畫麵。小說中的一切似乎是在非理性的驅力下做著沒有規則的運動，然而這正是人們不屈服於黑夜的探索。葉塞的老師寫了個算式：人=鬼+神+樹木+石頭+狗+螞蟻……我們赫然發現，這正是情節中出現的關鍵詞，小說於此也揭示出其主題——對於“人應該是什麼”進行不屈不撓的探求。對比這種帶有魔幻色彩的真實，達拉（達斡爾族）《拎著酒壺的女人》體現的蒼莽樸野則是另一種元氣淋漓——隻是因為最簡單直接的道義，整個冬天獵人卡騰在褲子溝尋找一個拎著酒壺的傻女人，這並非簡單的底層的患難相恤，並不存在任何的功利目的，而僅僅是自古以來人性中富含的偉大承擔。他們的生命和生活可能卑賤，但遮掩不住人性光輝的閃現。
無論是承傳還是流變，民族和文學都麵臨著選擇，選擇並非二元對立式的沒有協商的餘地，而是充滿各種生長空間的可能。次仁羅布（藏族）的《神授》大約就是這樣一個寓言：色尖草原拉宗部落的放牧娃亞爾傑被格薩爾王的大將丹瑪選中，成為格薩爾王神授的說唱藝人。此後便與一匹神秘的狼相伴在草原上四處傳唱格薩爾王的事跡，直到有一天被拉薩的研究所選中來到城市。亞爾傑在錄音間中的說唱變得日益艱難，神靈似乎不再光顧他，為了喚回通神的能力，他決定回到色尖草原尋找靈感，然而故土已經不複往日模樣。這是一個寓言式的農牧寫作，表達了常見的挽歌主題。結尾是亞爾傑在瑪尼石堆旁遇到了等待神授的少年。少年的夢想非常簡單，就是希望能夠擁有神靈的力量，從而離開草原，到繁華的都市。亞爾傑說：“神靈需要安靜，他們永遠不會再來了。”孩子則虔誠地說道：“我們明天再來吧，他們會來的！”這裏似乎象征了兩代人在市場化、商業化的時代中各自的信仰與選擇：年長一代遭逢變化的陣痛，痛感神靈已死；年輕一代則懷著信念，舊日的神靈可能會以另外的形貌再次降臨。關於心靈、情感、精神的探索，也許不是某種單一的理念可以涵蓋，這個結尾顯示了開放性、多元性、可選擇的種種可能，也正是昭示了民族文學充滿希望的未來。
主旋律如何訴說
今年是建黨九十周年，同時也是十七屆六中全會號召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候，民族文學無疑遇到了曆史上最好的發展良機。書寫主旋律、弘揚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學自誕生起就包含的題中應有之意。從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再到新時期以來的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導向和政策，一脈相承。
主旋律的兩重關鍵一是如何重寫曆史，一是如何表述當下，這兩方麵在本年度小說中由於輿論引導的成功，出現了一係列成果。回眸曆史，從中發掘民族精神的動力和各民族團結的凝聚源泉，突出地表現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曆程上。那家倫（白族）《金沙屹》中寫到金沙江邊的白族山民金江龍被長征中的紅軍搭救，並結下深厚的感情，回到金沙屹成立了“中央紅軍朵霞支隊”。金江龍將紅軍的八角帽、馬燈作為一種象征，正是表現出了長征作為宣傳隊、播種機的曆史性意義，正是在與兄弟民族水乳交融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凝聚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