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沒有預留失敗空間的改革。
3月9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談及高考改革時慷慨陳詞：“我們不會走舊路，要改進大家覺得不滿意不科學的地方；我們也不走錯路，因為這會影響一代人，決不能允許發生顛覆性錯誤；我們也盡量不走彎路、留下很多後遺症。”袁貴仁不走舊路、不走錯路、不走彎路的表態，令公眾對高考改革興味更濃。人們想要知道：高考會怎麼改？高考改革能否終結應試教育的陳舊模式、為創新人才提供肥沃土壤？
這些問號，無疑是對操盤高考改革的教育部的巨大挑戰。形勢已不容走過場式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載明：“推進考試招生製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製，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要“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就不能采用小修小補的方案應對。這也意味著，高考改革方案需要在改革的任務、路徑等理論、操作環節，跳出現有應試教育的框架，重構高考“指揮棒”與基礎教育的關係。
中國素有考試的傳統。從世卿世祿製到察舉製，從九品中正製到科舉製，讓考試決定社會的上升流動，曾經書寫了不同尋常的曆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保證人才選拔的科學、公正，1952年，國家建立統一的高等學校招生製度，並在1977年形成定製，沿用至今。
高考製度為維護教育公平和社會公正做出了曆史性貢獻。然而，由於高考對基礎教育的“指揮棒”效應，無數考生被綁上應試教育的戰車，並且其公平性也遭遇高考移民、考試加分等新的挑戰，近年來，要求改革高考的呼聲日趨強烈。
其實，自世紀之交以來，從3+2到3+X，從重知識考試到重能力考查，從網上錄取到自主招生，高考改革的腳步從未停歇。
然而，倘若用“人民滿意的教育”來衡量，高考改革還有著可觀的提升空間。高考改革能否改出公眾期盼的“素質”？社會期待高考改革“速成”有無道理？僅僅依靠教育部門能否完成本次高考改革方案？都是亟需討論厘清的問題。
麵對紛繁複雜的高考改革，本刊記者采訪多位權威人士，並從所謂外語“退出”高考、文理不分科等焦點話題切入，努力挺進高考改革的腹地，觀察改革的最新動向。（文/張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