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草原人物誌
作者：阿霞
訪談人物：尚貴榮，男，1960年3月出生於鄂爾多斯。1982年7月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係。同年分配到內蒙古文聯《草原》編輯部工作，曆任編輯、編輯室主任、主編。現任內蒙古文聯副主席、黨組成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隨筆集《流浪的雲霓》、《爸爸手記》、《野馬西風》、《塞外隨筆》、《冰廬文鈔》、《冰廬雜記》，長篇曆史小說《羯族梟雄（石勒）》等。主編的大型文學叢書有《塞外文叢》、《蔚藍色的故鄉》、《陽光草原》（散文卷）、《駿馬集》（詩歌散文卷）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很快便躋身“中國當代散文詩人15家”。九十年代以來，成為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青年散文家之一，《散文選刊》曾以專輯形式推出其作品，全國數十家散文選本收錄其作品。散文《鄂爾多斯，神奇的土地》、《寫女兒，也想起我的童年》、《閑居塞外說羊肉》分獲1987、1990、199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文學獎。《走遍內蒙古》入選中學教材；《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水》獲《人民日報》2008年度征文一等獎；散文集《塞外隨筆》獲全區“五個一”工程獎。1995年獲“內蒙古自治區優秀青年”稱號，1989年被評為“自治區青年文學創作十傑”，2002年獲“自治區新聞出版係統（首屆）十佳編輯”稱號。
作家、詩人張天男有文：“偉岸的英姿、激揚的才情、善良忠厚的品行，上帝往往不會把這三樣東西同時饋贈一人。然而，透過高原的狂沙與風雪，上帝一眼就看中了這位鄂爾多斯驕子，沒有的，他給予，已經有的，他還增加。”
一、三十一年的編輯生涯
阿霞：從1982年大學畢業分配到《草原》做編輯，到2013年底卸任《草原》主編，三十一年的時間，從二十歲青春年少到現在知天命之年，是人生中最美好、最關鍵的時間段，這一段寶貴年華，您獻給了《草原》。而且您也是迄今為止在《草原》工作時間最長的，是什麼力量吸引您在一個單位待如此長的時間？
尚貴榮：文學，無疑是文學。文學有足夠的力量讓一個喜歡它的人永遠追隨。文學既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繆斯女神，也是陽光下盛開的妖豔的罌粟花。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不需要奉獻。它是被時間一點點銷蝕的。
阿霞：據我所知，從遼寧大學中文係畢業後，開始您並不是分配到《草原》的，當時的情況是什麼？
尚貴榮：我上大學到工作分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所謂的“文革”禍亂結束之後的“新時期”，那時候，國家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人才匱乏，大學畢業不必自己去求職，每一個畢業生幾乎都能被分配到一個比較滿意的崗位上工作。我一開始被分配到自治區黨委的《實踐》雜誌社，已經覺得很滿意。分配到內蒙古文聯的同學仝浩生知道我喜歡文學，而他想從事理論研究，就跟我商量，能否和他調換一下，我自然很願意。於是倆人跑到主管分配的遼寧省高教局和辦事員說一聲，就調換過來了。仝浩生現在是《實踐》的副總編。
阿霞：剛到《草原》工作的時候和之前想象的一樣嗎？記得您說過，當時感到很有壓力。
尚貴榮：《草原》創刊於1950年，“文革”開始不久即停刊，五年半之後的1972年複刊，到我進雜誌的1982年，已經又有十年的辦刊曆程了。那時雜誌沒有主編，隻有三個副主編：楊平、鄧青、照日格巴圖。楊平老師主持工作；鄧青、照日老師負責編輯業務，每人半年輪流執行。郭超、周彥文、張湘霖、韋魁元、張時魯、吳佩燦、丁茂、巴圖寶音、包玉英等一批年富力強的作家、詩人、評論家作編輯工作，當時汪浙成老師剛調離不久。
我那時才二十二歲，是改革開放後分到《草原》的第一個正規的大學生。麵對那麼多創作實力強大、編輯經驗豐富的前輩們，哪能沒有壓力。有一天，丁茂老師拿來五六篇小說稿子，讓我審讀並寫出編輯意見。我讀後填寫了審稿簽，能用的不能用的以及需要修改的都認真寫了意見。不久，我認為能用的都刊發了，我記得其中有一篇是赤峰作家陳計中的短篇。由此我直接當了小說編輯，沒有見習期。後來丁茂老師告訴我，這是照日和鄧青老師的意見，委托他將已經定下來要刊登的幾個小說和幾個要退的小說，混在一起給了我，一是想看看我的業務能力，能否勝任小說編輯的工作；二是也想檢驗一下新時期的大學生究竟有沒有真才實學。一年之後我從小說組調到詩歌散文組當了詩歌散文編輯。
這一件事情，很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加之經常向老師們請教，業務方麵的壓力也就在一點點減輕。
另一個壓力來自創作。
我在大學期間即已開始文學創作，小說、散文、詩詞都寫，但成功者寥寥，隻發表過十幾首古體詩詞。到了《草原》後，我前邊所說的那些編輯老師，大都是在區內外知名的作家。雖然國家並沒有規定編輯必須同時是作家，但我身邊的這些編輯老師們卻不是作家、詩人，就是評論家。有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即已成名，而且都有自己的專集出版。像照日老師的長篇《鐵騎》、汪浙成老師的《土壤》、周彥文老師的散文、張時魯老師的短篇以及郭超老師的評論文字我在大學期間就曾讀過。現在和他們工作在一起，崇敬、仰慕、惶恐之情皆有，就自然彙集為壓力。那年冬天回家過年，父親的同事、木肯淖爾鄉黨委副書記王子明叔叔，問我：貴榮，大學畢業，分配到哪工作了？我說在《草原》。他說：啊呀，那可是一個老牌文學雜誌了，我過去曾經讀過。轉而他又說：好啊，以後能在《草原》上看你寫的文章了。說者無意，聽者卻是有心的，這又是一個壓力。於是就有了一個心理暗示，或者叫信念：在做好編輯工作的同時，一定要進行文學創作。
阿霞：即使現在的中國詩壇，也大都不會忘記上世紀八十年代《草原》的“北中國詩卷”，曾一度成為全國的詩歌中心之一。作為欄目的創辦人之一，可否回顧一下當年的盛況，那可是一個詩歌的黃金年代。聽說您和那時很多著名的詩人們都有書信往來。
尚貴榮：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由於受到全國詩歌創作熱潮的影響，內蒙古詩歌創作也進入了一個空前活躍繁榮的時期，一大批青年詩人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為了順應這一形勢，《草原》的詩歌版麵不斷擴大，到85年，則每年辟出四個整刊來發表詩歌作品，並貫之以“北中國詩卷”的名稱。“北中國詩卷”的出現，吸引了中國詩壇幾乎所有詩人的關注。北島、顧城、楊煉、江河、海子、韓東、楊黎、梅紹靜、阿堅、孔孚、昌耀、顧工、公劉、韓作榮、沈天鴻、肖開愚、雨田、於堅、車前子、柯平、楊然、鄒靜之、張洪波、大解、陳東東、葉延濱、馮晏、薑華、潘洗塵等一大批在中國詩壇最具實力與影響力的老中青三代詩人都曾在《草原》上發表過作品。而在內蒙古，巴·布林貝赫、安謐、賈漫、王磊、周雨明、陳廣斌等老一代詩人繼續領路，張廓、趙健雄兩位則成為內蒙古中青年詩人的領軍人物。這一時期出現的中青年詩人更是風起雲湧，令人目不暇接。他們是：成子、雁北、默然、阿古拉泰、張天男、博爾姬·塔娜、梁彬豔、方燕妮、藍冰、蒙根高勒（采英）、白濤、楊挺、趙劍華、蒙原、梁粱、趙飛、獨橋木、李聰穎、伊勒特、袁凱軍、齊俊峰、張鍾濤、郭春浮、李岩、王忠範、王玉坤、殷杉、萬方、尹樹義、烏吉斯古冷、李天榮、張之靜、黃錦卿、王維章、張改娟、冰峰等等。這一大批內蒙古老中青三代詩人，成為“北中國詩卷”的有力支持者、推動者。整個八十年代，“北中國詩卷”與內蒙古另一個影響巨大的詩歌雜誌《詩選刊》，成為《詩刊》、《詩歌報》之外的又一個詩歌中心。“北中國詩卷”的影響還波及到港台、東南亞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區和國家。
辦“北中國詩卷”的，就我和趙健雄，“北中國詩卷”的想法是趙健雄提出來的。他是組長，我是編輯，每期稿件選定編發時，都是我親自劃版。工作量很大，但樂在其中。幾乎每期都能為《詩選刊》輸送大批優秀作品。聯係的詩人實在是太多了。毫不誇張地說，當時我們走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乃至旗縣都能找到朋友。同時，我們每年也要接待不斷慕名而來或被邀請來的全國各地的詩人朋友。當時北島夫婦就曾受趙健雄之邀來過一次呼和浩特。那時招待客人，沒能力下館子，大抵在家裏。家裏待客照例要有羊肉，隆重一點的還要有一隻燒雞。為了顯示對這位中國新時期詩歌領頭人的盛情，趙健雄特別買了兩隻燒雞。北島夫婦是我和阿古拉泰蹬了自行車從車站接回來的。盛夏之夜，呼和浩特北郊一幢簡陋逼仄的平房裏，燈火通明，笑語歡歌，見證了一次難忘的詩人聚會。參加此次聚會的還有張天男、藍冰諸人。
“北中國詩卷”的舉辦極大地推動了內蒙古本土的詩歌創作，一大批青年詩歌寫作者被推送出來，確定了他們在詩壇的存在和地位。到目前這一批詩人都已進入中年，但依然是內蒙古詩歌創作的中堅。“北中國詩卷”也在全國詩歌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三十年過去，每當我外出到全國各地，總能碰上當年“北中國詩卷”的參加者和讀者。
雖然那個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時代像風一樣過去了，但其留風遺響仍在熱愛詩歌的人們的心頭飄蕩，它的詩歌和詩歌精神當會永遠地留存下來。
書信還有保留，但翻檢起來十分麻煩。最遺憾的是當時的詩人手稿連一件也沒有保留。那時詩人們的詩稿全是手寫稿，顧城、海子一寄就是一厚遝。
“北中國詩卷”始於1985年而終於1989年之初。將來有條件，你們可以整理一下，出幾本“北中國詩卷”的詩歌選集。
阿霞：嗯，那肯定會很有意義。有幾次和內蒙古的詩人談起來，他們都對上世紀的幾次大的筆會記憶猶新，比如：賽汗塔拉筆會、白雲詩會……，給我們說說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吧。
尚貴榮：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參加過幾次規模較大的筆會，主要是詩歌筆會，留下難忘印象。
先是1984年4月《草原》組織的一次筆會，地點在軍區招待所。三四十位自治區成績比較突出的青年作家、詩人參加，張誌彤、照日格巴圖、鄧青老師總負責，周彥文、韋魁元等老師具體負責。按我的記憶所及，參加筆會的有烏雅泰、哈斯烏拉、尚靜波、路遠、邢原平、博爾姬·塔娜、李惠娟、劉玉琴、杜梅諸人。這個筆會的主要目的是抓作品，作家詩人們每兩人一間，一人發兩大本稿紙，白天晚上埋頭寫作。筆會結束時曾到武當召、響沙灣、成吉思汗陵遊覽。幾十個人並排從響沙頂向下出溜，沙漠發出了巨大的轟鳴聲。那是我唯一一次聽到響沙發聲，其後又數次去過響沙，再沒響過。回來後我寫了散文《響沙遊蹤》。
第二次是1986年7月文聯和《草原》組織的賽汗塔拉筆會。李廷舫老師聯絡組織，哈斯烏拉老師總負責，這時他已從錫林郭勒盟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崗位上調到文聯當了秘書長。老作家有張長弓、張誌彤、陳廣斌老師。青年作家、詩人有邢原平、蒙根高勒、白濤、楊挺、默然、成子、梁彬豔、張天男等。我負責組織詩歌筆會。這次筆會是我和楊挺、白濤的第一次見麵，此前已經在刊物上多次編發他們的詩作。去時我和默然、梁彬豔同行，先到集寧，約了蒙根高勒，坐火車去往賽汗塔拉。蒙根在集寧一小館子請我們喝酒，其中一道菜叫“燒南北”，梁彬豔讚不絕口，端上來一看是南方的蘑菇加北方的木耳拚炒的素菜。筆會結束時，我給梁彬豔的筆記本上留言：菜燒南北，學貫中西。梁彬豔寫散文詩，當時已在全國有了影響。可惜紅顏薄命，四十出頭就去世了。七月的草原，高溫酷熱，住宿條件也差，十來個人一個大通鋪，十分難熬。每日早餐的奶茶成了尋求解脫和快樂的泉源，除了老作家和女作者外，我們幾個每人總得喝七八碗奶茶，直喝得大汗淋漓為止。一日晚餐後，邢原平約了我、采英（蒙根高勒）、白濤說，這麼熱，晚上咱們到草原上散步如何？大家一致同意。采英順手將餐桌上的一條烤羊腿提了，又揣了一瓶老白酒。夜色降臨，幾個人便出城向北漫無目的地大步走去。草原之夜星鬥滿天，空氣清新，草香花香撩人肺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多長時間，夜色深重，城關的燈火早已不見，褲腿和鞋子被露水浸透，疲累和汗水在不斷增加，而詩情在漸漸消退。遂擇一幹爽處，席地而坐，開始喝酒吃肉。正吃喝間，一隻大鳥“撲棱棱”從草叢間飛起，掠頂而過，嚇一大跳。吃喝完畢，酒勁兒一過，寒冷驟增，遊興全無，掉頭往回走。途中遇一大院，好奇心驅使破門而入，宅中無燈火無人息，院內荒草沒膝，皆屏息不作聲，相視片刻，奪門而出，向來路奔去。又不知走了多長時間多少路，終於望見城關燈火，回到住處時天已經快亮了。筆會期間，曾去過一次二連，在一小書店買到一本裝幀精美、開本別致的《豐子愷漫畫集》。
1989年的白雲詩會是迄今為止內蒙古詩壇規模最大的一次詩歌筆會。詩會由“呦呦詩社”主辦，參與者以包頭、呼和浩特詩人為主，三十多人。呼市詩人有我以及趙健雄、健雄夫人沈瀝淅、梁粱、蘭楓林、雁北、成子、張天男、采英諸人，包頭詩人為白濤、張鍾濤、趙建華、蒙原、童華、楊挺、陳榕、楊曉旭、張俊剛、趙飛、殷杉等。張鍾濤時任白雲鄂博鐵礦團委書記，筆會的吃住行程全由他操持安排。
1987年7月，時任呼倫貝爾文聯秘書長、歌詞作家諾敏組織了達賚湖詩會，規模盛大。王燕生、舒婷、劉丙鈞、曉蓉等區外著名詩人參加。自治區的有我、王忠範、艾平、成子、陳鶴齡、王秀竹、殷詠天、尹樹義以及一大批呼倫貝爾的青年詩人參加。會後諾敏領我和成子、艾平、劉丙鈞諸人去了敖魯古雅、根河。後來在陳鶴齡、王忠範的邀請下我和劉丙鈞又去了紮蘭屯，前後時間近一個月。
1990年8月，詩人李文俊組織了達茂詩會。賈漫、趙健雄、王開、賈喜喜以及我參加。特別邀請了《散文選刊》的張若愚、《詩刊》的鄒靜之等老師參加。
阿霞：很多作家聊起來，都以在您的“冰廬”吃過飯為榮，呼市和外地來的作家們恐怕很少有沒到過“冰廬”的，可以說“冰廬”幾乎就是內蒙古作家的聚會場所或文學沙龍。為什麼把您的書房命名為“冰廬”，您的“冰廬”接待過多少作家？有什麼特別有趣的故事？
尚貴榮：你的提問讓我的思緒又回到了那段無憂無愁的歲月。讀書寫作，呼朋引類，擊節高歌，拍桌罵娘。其清狂放肆的狀態，好像除了文學之外，其他不複存在。這就是青春，純淨而無雜質，簡單而不世故。那時的聚集場所，冰廬是其中之一，還有雁北（薛景澤）在人民出版社（舊址）後院的一樓小屋，張天男的二中院內的帶院小平房。天男小平房的院門朱漆塗飾，儼然侯門。每在此聚飲，雁北總是要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調侃，天男無可奈何，苦笑而已，宣稱誰再要是說這兩句詩，下次設酒，全是素菜。無論冰廬、雁北小屋還是天男朱門，每次聚會，痛飲狂歌，期在必醉。天男、雁北、默然、采英諸人，酒量皆在一斤以上，難分伯仲。健雄量亦不小，但節製。賈漫老師酒量不大，三五盅而已。我的酒量最小。李白《俠客行》：“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我與此正好相反，幾杯下肚，臉燙耳燒，心跳加速。如果在冰廬，先在沙發或臥室偃臥歇息一陣兒，酒勁兒平定後再出來應對。如果不在冰廬，喝多了，總是提前退場，大家十分掃興，想方設法不讓我走。有一次在雁北家，怕我走，雁北提前將房門反鎖。每次聚飲，雁北、博爾姬·塔娜的歌，賈漫、天男、方燕妮的朗誦，最為拿人，幾成品牌。天男的保留節目《愛人》，我都能背下來。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開賽之夜，我邀請天男、雁北諸好友聚於冰廬，喝酒並觀看比賽。一件兒啤酒喝得精光。開幕式留下難忘印象，簡單高雅。意大利女模特著盛裝繞場走一圈，光彩照人，賞心悅目。首場賽是意大利對非洲雄獅喀麥隆隊。
關於“冰廬”之名，我在《冰廬文鈔》的“後記”裏作過詳細解釋。
阿霞：那個冒牌的詩人“陳東東”，聽說你也在家裏招待了他，還給了他回家的車票錢？
尚貴榮：那大概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了。有一天，編輯部來一個中等個頭、模樣清瘦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自稱是詩人陳東東，來看我，因為“北中國詩卷”我給陳東東發過詩，也有過通信聯係，我十分高興。陳東東是第三代詩人，家居上海，其詩在國內頗有影響。我當即呼朋喚友，約了在呼的詩人張天男、阿古拉泰、藍冰等，請“陳東東”到家裏，買魚買羊肉，招待他。席間“陳東東”還背誦了幾首陳東東的詩歌。第二天告別時，他麵露難色，說出門有日，囊中羞澀，我遂將兜裏僅有的三十元錢掏出來給了他，天男也掏了幾十塊錢。過不久，詩人蒙根高勒從集寧來，說詩人陳東東到集寧看望他去了，也是好酒好肉款待。臨別，因為天氣已入深秋，蒙根高勒看詩人衣著單薄，將自己的一件皮夾克贈送。又過不久，傳來一個消息，說有一個青年人冒充詩人陳東東在各地行騙，已在甘肅被抓。
得到此消息，我的心為之悵然許久。
那是一個充滿激情，滿懷夢想的時代，詩歌成為釋放激情，抵達夢想的載體。這就是我們那個時候的“中國夢”。那時的詩人們簡單、純淨，除詩而外，不知有其他，所以就容易受騙。更有趣的是“陳東東”，行騙之術千宗萬端，他取詩歌一途。今天的騙子們，大概不會有這種雅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