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用詩歌擊穿我自己
專欄
作者：蘇晉
電影通常溫純，而紀錄片總是硬的；詩歌往往綿軟，但紀錄片《我的詩篇》中六位中國當代工人的故事和詩粗糲、質感，直抵靈魂——
“麻木地製造著美麗的雪花”的叉車工人烏鳥鳥，失業了；
“好些年，比一片羽毛更飄蕩”的彝族工人吉克阿優填著鴨毛；
熨燙工鄔霞要“把吊帶熨平…… 等待唯一的你”；
礦山爆破漢子陳年喜“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中年裁下多少，親人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而礦工老井如此悼念遇難礦友“把你們所有的懷念、悲憤、渴望 ，都裝入我的體內吧。我願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動的墳墓”；
90後富士康工人許立誌在自殺前寫道：“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我就那樣，站著入睡。”
《我的詩篇》由吳飛躍、秦曉宇導演，吳曉波策劃，蔡慶增製片完成。是第一次用詩歌加影像呈現工人——這個曾經輝煌的階級，也是當代中國眾生“真情和真理”的表達。紀錄片少情節，不虛構，問題意識濃，在“娛樂至死”的時代倔強綻放，這種逆動，彌足珍貴。《我的詩篇》也是如此線下，創作組舉行詩歌朗誦會，協助出版詩集，讓“工人”和“詩歌”這兩個似乎很遙遠的概念，離得更近。形式上，《我的詩篇》很美，寓意豐滿的影像和 配樂直擊心靈。尤其片尾那首《退著回到故鄉》：“繼續退，麵朝未來，退到母親的身體——那裏”，消解了時代的狂飆猛進，回歸人性。
用紀實的影像去捕捉詩歌的想象，這是《我的詩篇》要解決的第一個悖論。顯然，它做到了。無論是上海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還是入圍金馬獎，或將來參展好萊塢，都不會比電影本身帶給我們的震撼更多。比起賈樟柯底層的山西係列，李楊《盲山》、《盲井》所揭露的荒誕，王兵《鐵西區》對東北工業的零度審視，《我的詩篇》用中國工人也是詩人的真誠文字，去喚醒被消費主義侵蝕的靈魂—— “我像流水線一樣辛苦的光陰，和最新款手機一起打包，販賣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個輪回”——拷問社會發展會不會讓“陽光沒有公平地照在所有的人身上”。
中國新紀錄片運動從吳文光的《流浪北京》開始，到今日已經二十多個春秋。雖有佳作，但很多是為國外獨立電影節而“獨立製作”。《我的詩篇》以底層為責任，不炫耀技巧和刻意實驗，完成了一次詩歌和自我的精神救贖。電影學者Bill Nichols將紀錄片劃成四種模式——詮釋、觀察、互動/參與和反觀自身。《我的詩篇》跟蹤和采訪工人/詩人，用他們的生活注解當代中國。最難的是最後，亦即如何在記錄的同時，反思記錄本身的合理性甚至可能性。放在這部電影，或中國紀錄片的大環境下，這種反觀的困境就在於：媒體人拍攝底層人，如何替他們說話，為他們發聲？這也是這部影片的第二個悖論——如何去調和工人、詩人、媒體人和公眾之間的關係。
《我的詩篇》和很多當代紀錄片一樣，沒有指明方向。然而這不是它的使命。那些詩句和畫麵呼喚我們，讓我們反思。就像許立誌所說：“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