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經濟術語還是地理術語中，倫敦那顆黝黑而躍動的心髒永遠都是泰晤士河，這條長河因沉澱著數百年來的汙穢和秘密而變得粘滯不堪。最終，在維多利亞時代，倫敦裝上了地下排水管以免倫敦人看到那幅自造的汙水橫流、臭氣熏天的景象，此前，汙水被隨意排入河道；盡管如此，在我的童年時期，泰晤士河依然因其髒汙而臭名昭著。
泰晤士河將倫敦城一分為二，我們給分裂成互相猜忌且毫不寬容的對手，分成了“南倫敦”和“北倫敦”，或者用本地話來說就是“南城”和“北城”。要想去到城市的另一邊，那就是要冒險進入不熟悉，甚至有可能是懷有敵意的領地。如今這條河流已經幹淨許多，但曾經的那段關於其危害的集體記憶依然留存。也許現在，正是這段記憶使得我們如此不情願跨過這條河。當我們橫過橋梁歸來，回到正確的地方，我們發出寬慰的輕歎，肺部經受了水麵強風的洗滌。因此說句實話，對於生活在21世紀的倫敦人來說，泰晤士河再也不是城市的中心，而是邊界。如果我們要跨過河去，我們認為，最好是要相當的不虛此行。
對於我這個一輩子在倫敦西北部生活的女子來說，泰晤士河幾乎就是我的南部邊界，而我的城市心髒是漢普斯特德希斯公園：790英畝的濃密林地和開闊草場，布滿修剪整齊且波浪起伏的草地的那個偏僻角落，全都在國會山和普林姆羅斯山這兩座雙子峰的掌控之下。從這些高點向東看去，能夠橫掃整個城市直到聖保羅大教堂、緩緩旋轉的摩天輪“倫敦眼”，以及如今棱角分明龐然礙眼的“碎片大廈”。小時候，曾有人告訴我，即便所有的極地冰川都消融了，國會山依然會像一座島嶼那樣浮在水麵上，而這一說法立刻令我將其想像為世界的中心。希斯公園是一個既能獨處又能交流的地方。在這個地方能夠野餐、觀星、采蘑菇、觀鳥和采集任何懸掛於高處足以避過犬隻隨意大小便的黑莓。希斯公園是北倫敦人遛狗或遛寶寶之地，而在某些晚上的黑暗角落，人們彼此相望尋找一夜放縱，或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甚至在能夠呼吸之前就知道希斯公園——我母親懷著我的時候就每天都到這裏來散步。我年幼之時，父親每天早上五點到這裏跑步，額頭上綁著一盞礦工燈，這是倫敦陰暗清晨的光源之一。我就曾被強押著來到漢普斯特德希斯公園，凍得半死還怨聲連連地為學校準備越野賽跑，直到某個女孩在我們跑步的線路上見到一個暴露狂，此後我們就留在學校的跑道上鍛煉了。
當年喬治·奧威爾在近旁的一間書店裏工作，在希斯公園裏就混過不少時間；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搬到了漢普斯特德，希望這裏有益健康的空氣能夠治愈她的肺癆。濟慈也曾被這徒勞的希望所牽引著，在這裏傾聽他的夜鶯歌唱。雪萊在其中一個池塘裏放過紙船。約翰·康斯特勃幾乎從每一個角度描繪過天空；某個夏天，當手頭緊時，整個狄更斯家族都搬到了希斯公園邊上居住。約翰·勒卡雷和他的人物角色經常出沒於漢普斯特德的浴池。這裏有過太多的藝術家，無法一一盡述。
幾年前，意大利雕塑家吉安卡洛·內裏在希斯公園的一座草坪中央樹立起了一座巨大的名為《作家》的雕塑；它不過是一套簡單的桌椅，由木材和鋼材製成，30英尺高，隱現其中，作為一個紀念碑“獻給寫作的孤獨”。我想不出還有哪個城市的某個地方能更好地給作家來宣稱孤獨的快樂——行走、呼吸、沉思。但那張喚起了漢普斯特德數以百計的作家靈魂的龐大而若隱若現的桌子，卻是相當的令人畏懼。它是一座影響力巨大的雕塑，而當他們將其拆除時，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分享我的熱忱。山繆爾·理查森寫於18世紀的小說《克拉麗莎》中，主人公羅伯特·拉夫雷斯便對此不屑一顧：“現在，我承認那個漢普斯特德希斯算得上是非常漂亮，景象也非常遼遠，但大千世界中這算不上什麼。”嗯，確實，而且有時候能被人這樣提醒一下也不錯，即使是被拉夫雷斯這樣一個惡棍提醒。從國會山的山頂上看過去，廣袤的世界展現在你的腳下。即使在夏季也是霧氣繚繞，這裏坐落著整個倫敦——它的教堂和摩天大樓；它的貧民區和宮殿；它的灰泥、水泥和玻璃。從這裏看去，泰晤士河彎彎曲曲的粼粼水波都被遮擋殆盡；北方和南方由高度和距離連接在了一起。當然了，還有地方能夠看到更大的倫敦，更遼闊的世界。但這裏就是最高點，於我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