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鄭道昭書學粗考
藝術廣角
作者：成人傑
摘 要：滎陽鄭道昭的書法，彰顯的是北魏如草原一般遼闊的氣勢。在推崇“唐楷”的今日，無疑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更為自由的思考方式，以追溯書法藝術的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有雲：尊之（南北朝碑）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楷隸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應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縱觀南北朝通碑，並非“無一不佳”，吾儕應當仔細甄非。很多流傳下的碑拓，書也不精，刻也不細，凡此種種隻能列為是時之俗品，幾無可參考之價值。《宿光明塚》《王羌仁塚》和《郭孟買地券》就是當時民間寫手草率了事的例證。結體散漫隨意，摹刻漫不經心，雖古然後人未有可學之處。餘以為，凡碑之佳品，必有三由。其一，書寫者才識遠博、通察廣納；其二，摹刻者忠於原跡、畢現絲毫；其三，天地光陰者，剝蝕其表、露其精神。得此三者可以為上。康有為所說的“碑”應當是廣義的，此“碑”一為“碑版”，一為“摩崖石刻”，故而摩崖石刻相較之碑版墓誌氣象更為渾穆。
通觀諸碑，偏愛鄭道昭。鄭道昭北魏滎陽開封人也，官至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國子監祭酒、秘書監及光、青二州刺史。孝明帝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文恭”。《魏書·鄭羲附道昭傳》中有言“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在書法上，南朝時就有“南王（王羲之）北鄭”之譽了。書法之道，雖不在於用耳朵聽，旨在於用眼睛看。然舊時能有這般讚譽，後人也可對鄭道昭的書學有所窺測了。鄭道昭最為著名的就是《鄭文公碑》《觀海童詩》《東堪石室銘》和《論書詩經》。
一、《鄭羲上碑》和《鄭羲下碑》
《鄭羲上碑》（後文統稱為《上碑》）和《鄭羲下碑》（後文統稱為《下碑》）可合稱為《鄭文公碑》。《鄭文公碑》是鄭道昭為其父北魏中書博士鄭羲撰書並書丹的。
《鄭羲上碑》刻於平度大澤山天柱山南，因天柱山石質不佳，《上碑》剝蝕殘破嚴重、字跡漫漶，故而重刻以為《下碑》。下碑刻於魯地萊州城南之雲峰山陰。
《上碑》《下碑》於內容上並無二異。《下碑》字跡較《上碑》稍大，字中筆畫也更為瘦健，所以後世更為寶之。康南海評為“魏碑圓筆之極軌”。《下碑》相較鄭道昭其他諸碑更為方整平正，但向右上的字勢還是比較明顯，曆經史海鉤沉，歲月衝洗，線條更為老辣渾厚。《下碑》中一些字的橫畫和撇畫還留有明顯隸書波磔的痕跡。這或許就是康南海“可以考楷隸之變”之出處。鄭道昭尚屬承上而啟下的時代，分書映射在《鄭文公碑》的影子，更加深了此碑莊重的廟堂氣息。
二、《東堪石室銘》
《東堪石室銘》鐫刻於平度天柱山山巔東北側的石室壁上，與《鄭羲上碑》雖同為檗窠摩崖，但是由於刻之於室內，所以保存狀況大為不同。《上碑》早已模糊不清，而《東堪石室銘》卻保存完好。至今各大拍賣會上還有其清晰的整拓流傳。前人對《東堪石室銘》的重視是與《下碑》和《論書詩經》遠遠不可企及的。
然而《東堪石室銘》在鄭道昭的作品中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我們似乎可以從《東堪石室銘》中看到了如北魏鮮卑族拓跋氏一樣的氣象——“遼闊”。這種“遼闊”就像遊牧民族馳騁的草原，一望無際，遙亙千裏。
自唐伊始的正書，更趨向於一種整齊劃一的整體實用性，單個字的姿態大大削弱了，這與時代氣象和時代審美的要求是有密不可分的聯係的。尤其是在一些有界格的碑版和一些有朱絲欄亦或是烏絲欄的墨跡更為明顯。其中尤其以顏魯公早前的《唐故工部尚書贈太子太師郭公墓誌銘》和褚遂良《倪寬讚》為例證。統一的外框限製了每個字隨意變化的可能性，這樣一來雖整體統一莊重富有廟堂氣，卻忽略了每個單字的姿態以及字與字之間的聯係，使得整件作品更為僵化。故而北魏摩崖《東堪石室銘》才有了“遼闊”的可能性。
《東堪石室銘》中“銘”（石室銘的“銘”）和“魏”（魏秘書的“魏”）二字讓我印象深刻。